美国著名汉学家高居翰在其《中国绘画史》中阐述说：中国绘画以宋为分界，宋以前追求对客观事物的欣赏和描述，最好的画作追求“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效果；宋以后，虽然这一传统依然绵延存在，但画家以绘画表达主观美感的意识逐渐强烈，文人画成为主流。东晋时，著名书画家王廙（yì,此人是王羲之的叔叔）就提出“书当自书”“画当自画”，但是更多的是笔墨风格的追求，尚未成为创作对象和主题。可以说，宋代是中国画的转折点。宋之前，画家的笔墨讲究外求，追求一个“似”字；宋以后，逐步走向内求的“意”，并以此为形质，出现了元四家、明四家、徐青藤、八大这样一大批写意画家。

　　对于绘画，苏东坡有这样的见解：“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就是说，评论画的高低优劣，如果仅以像与不像为准，那就跟孩子差不多——太幼稚了。对于宋以后的画家，直如醍醐灌顶。到了元代，大才子苏轼的这句话，就不可遏制地成了大部分画家的指导思想。元代统治者挤压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那些不能从政为官的学人们便开始玩自己的，做生意，做书画，唱小戏，写词令，搞科研，自由自在，绘画就出现了自我表现的新苗头。

　　元四家中，黄公望的山水虽然还保留了传统山水的形质，但已经有了自己的性情，山和树不那么刻板，构图更贴近自然，笔墨有了随心所欲的滋润，《富春山居图》表现得最为明显。吴镇、王蒙也走上了这条路。到倪瓒，笔墨更加清纯，他用近乎荒寒的线条表达内心的高洁，几乎是不顾一切了。

　　风起于青萍之末，吹皱一池春水。明代初年，仕途艰难，科举也失去了汉唐的宽大雍容，很多出身富庶之家的江南才俊舍弃了为官的念头，在草长莺飞、鲈鱼堪脍的吴门做起逍遥游子，醉心于书画的大有人在，唐寅、文征明都是例子。在同时代画家中，沈周的风格尤为清宁平和，且一以贯之。仇英虽然是画匠出身，以临摹古画为能，但积水成渊，终于走出了形似的窠臼，侧身于写意之间。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像张大千啊？

　　真正堪称大写意鼻祖的，当推徐渭。徐渭，字文长，号青藤。此人才华盖世，可是一生坎坷，又有艺术家的神经质，性情乖戾，所以被人比为“中国的梵高”。徐渭的笔墨，后人很难学，因为不具备徐文长那样的气质和天赋。清人郑燮（郑板桥）和今人齐白石都很崇拜徐渭，郑燮甘为“青藤门下一走狗”，齐白石恨不能为徐渭铺纸研墨，但他们的风格与徐渭还是相去甚远。后来有清朝的朱耷（号八大山人），也是大写意，成就斐然。但与徐渭还是有微妙的不同。徐渭虽然也有怀才不遇的愤懑，但更加放任性情，创作时身心能完全投入艺术，而朱耷始终对身世耿耿于怀，作品中还有气息不宁的影子。

　　经过元四家和明四家以及清初的创作，到苦瓜和尚，中国画的理论有了新的创见。石涛（1641—约1718），本籍广西桂林，僧籍全州，俗姓朱，名若极，出家为僧后，法名原济，苦瓜和尚、清湘老人、大涤子等，都是他的号。石涛是中国画坛的一位奇才，是中国画“黄山派”的创始人。他自幼出家为僧，对禅学有极深的研究，在文学、诗词等各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在禅学思想的影响下，石涛的画风独树一帜，笔墨恣肆纵横，超凡脱俗，不拘一格，意境苍莽新奇，为中国画的发展开创了一派新的意境。他提出极富禅意的“笔墨当随时代”“我自用我法”等主张，痛斥那些闭门造车、摹仿古人、投机取巧的庸才狂徒。他绘画理论的核心，是要求创作者的心灵直接和天道真谛对话，无须东张西望，无须经由清规戒律，就像禅宗所向往的顿悟一样。这一理论，对中国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还为人所赞誉。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