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喜读少陵诗,梦入杜门做粉丝。
我今援笔歌且泪,嗟其厄运与伟辞……”
我在拙作《纪念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周年》一诗中开篇这样吟哦。老杜是千年的诗人,是诗途上愚笨如我、踯躅而行的人心中永远的神圣。
若说不给五彩池补上一笔游记的文字,像欠了美人一束鲜花,那到了花重锦官城未到杜甫草堂,就像一个木匠路过公输班的庙不去顶礼膜拜一样,堪称数典忘祖了。我的巴蜀之行因少了去草堂的拜谒,致使心藏久之的愿望不能了却,终成缺憾。
草堂和诗圣,作为文化符号,是成都的骄傲。相形之下,一些地方政府挖掘“历史名人”的举措,多是东施效颦了。令人不可思议甚至愤慨复感悲哀的是,有人竟把“西门庆”捧成了“英雄”,把“潘金莲”扮成了“圣女”,举起了一幅“伪文化”的标牌。
2012年12月,因拙作在“海内外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诗圣杯’诗词大赛”中获得三等奖,我有幸忝列颁奖大会。在与一些诗友交谈中,得知许多人都去过成都杜甫草堂,或凭吊,或祭祀,如一个穆斯林完成了生涯中去麦加的朝拜,这让所有关于对诗圣的认识与崇敬皆产生于文字的我倍感惭愧。“河岳英灵何处祭,客中独踏浣花溪。此时细草萋萋绿,昔日娇莺恰恰啼”,是周清印君的高歌;“谒圣何辞客路长,浣花溪畔且徜徉。风声挟韵褒工部,水色含情映草堂”,是杨旭光君的豪吟……千年的草堂,免不了红尘的扰攘,但更多的是虔诚的追慕和诗圣雅韵的回响。
诗圣,是中华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故园不可见,巴蜀郁嵯峨”,巴蜀十年在杜甫一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在这里所创作的诗篇,远隔1200多年,仍璀璨地悬照在我们心灵的天空。遥忆挈妇将雏于前一年到达成都的诗人,在公元760年,于当时的城外而今的闹市,建成了他的草堂,方有了一个“旁人错比杨雄宅”的栖身之所。但诗人的心并没有一刻的安定,在“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少有的闲适之外,多是“一卧沧江惊岁晚”、“每依北斗望京华”。身似飘萍而心系苍生,正是诗圣的伟大。一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体现的民胞物与、忧天悯人的情怀,成为一种高度,令后人景仰;一处草堂,使无数的华屋美舍,千年的钟鸣鼎食,皆黯然无光,更让那些被扶正和将要被扶正的假斯文,毕现其丑。
寻访草堂,我们正是要寻找一种当今社会正越来越缺失的精神;草堂,是我的巴蜀之行中最希望一去的地方。然而,却一梦难圆。
7月20日,我和妻子飞抵成都双流机场时,已近黄昏。在华灯初照的大街上,被机场大巴卸下的我们,拉着旅行箱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宾馆,第二天一早即坐上旅行社的大巴朝九寨沟出发了。我们计划第四天上午返回,下午正可去心往久之的草堂,然而,从九寨沟返回的路上,导游小姐为大家“精心布置”的购物,占去了宝贵的四个小时,车入市区,已是万家灯火。只在此城中,夜深不知处,我的眼睛纵使努力地去穿越滚滚的人潮,和万幢高楼上辉煌夜色的灯光,终究无法抵达心中的圣地了。失之交臂的大错已经铸成,我在拥挤不堪的候车室,近两个小时,唯一可做的,就是无助地承受暑夜的炎热,刺鼻的汗味,和心愿难了的烦怨。
草堂,诗圣,后会有期。在疾驰的列车上,回望茫茫,我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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