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路上的图腾与歌谣 ——解读《农民工之歌》的多重意义

作者:李学志 上传时间:2019-04-15 16:51:05 浏览量: 返回列表 收藏

《农民工之歌》自2011年面世以来, 三次唱响人民大会堂,三次记入中国文学大事记,并被译介到世界多个国家,其影响力和生命力深远持久。作为一位农民工诗人,刘迅甫以其非凡的气魄、深厚的学养、真挚的情感抒写了当代诗人的文化担当,可敬可叹。较之当代诗歌“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以及不少诗歌或无病呻吟或顾影自怜的现状,刘迅甫的《农民工之歌》可谓一曲豪迈强劲、悲天悯人的“大写”的赞歌,振聋发聩,为当代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本文将从文学、社会、历史、文化四个层面探讨《农民工之歌》之于这个时代的意义。 
 
一、现实主义立场的坚守——从传统到现代
 
《农民工之歌》是诗歌,是诗歌体的报告文学。这是一个大创新,它汇聚了报告文学的写实和诗歌的审美双重功能,创作出既厚重又飘逸,既质朴又激情的时代之歌——在当前诗歌背景下无异于惊雷。本文将着重从写实主题和诗歌文体两方面加以论述。
当代的诗歌在继“五四”以后流派众多的现代诗、“十七年”文学中对新生活的颂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已进入多元化、个人化的写作阶段,被称为“现代性与复杂性兼具的多元化写作时代”。如果说之前不同时期的诗歌(包括“朦胧诗”)多有对“公共记忆”的抒写,对现实主义写作的自觉,那么当前的诗歌更多的是对诗歌“个体化”的追求,对意识形态及宏大主题的警惕,以致形成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的创作局面。
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工之歌》的诞生就凸显出非凡的现实意义,这意义就在于它对于中国诗歌“写实”传统的接续能力,对于五四以后新诗“为人生”的、“写实”的诗歌的承接能力、对于“现代性”诗歌技巧的借鉴能力和出古入新的创新能力。
中国诗歌传统里自古就有“心怀苍生”、“为民请命”的现实主义主题,涌现出了屈原、杜甫、王安石、范仲淹等大批优秀诗人和诸多脍炙人口的杰作。五四以后各个时期的新诗都有这一主题的延续: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诗派、30年代以“捉住现实”为宗旨的中国诗歌会、七月诗派、晋察冀诗派、四十年代的民歌叙事体诗潮……尽管在某一特定阶段,诗歌一度被政治绑架,沦为假大空的工具,但是不能就此“因噎废食”、躲进“象牙塔”,与整个时代脱轨。正如何西来所说“如果说我们的诗歌在广大民众的命运面前,特别是他们为这个社会转型,为国家富强做出了牺牲的这些农民工他们的一些疾苦,他们承担的一些苦难面前闭上眼睛的时候,就是诗歌创作的末路。”而《农民工之歌》就是这方面的直击现实、直指人心、直抒胸怀的现实主义力作。
“农民工”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出现的新群体,是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是身份尴尬的边缘人、被疏离者、他者,也是现代文明的建设者与奉献者。他们汇聚了一身矛盾,他们的处境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困苦——这就是当前的现实。而刘迅甫于遮蔽中用诗歌发现了他们,相应于“五四”现代文学对于“人”的发现,他们因此得以进入公众视野。作品以农民工为主体,通过对夫妻洗墙工、打工诗人、留守儿童、妇女、回家过年的人以及不幸的逝者等遭遇的记录和描述,把他们的生活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现在长诗里,可谓“五千年来第一回”,对于文学史具有里程碑意义。
写实不仅是客观的描述,同时也是主观的真情实感的抒发。“缀文者情动而辞发”,《农民工之歌》通篇贯穿着诗人真挚的感情,独白式的抒情和大量的排比直击人心,把浓郁的感情一再推向高潮,句句皆情,字字含泪,让读者唏嘘不已。对于读者已经很少能被感动的当前,《农民工之歌》的巨大感染力就在于它的真实、真诚、真挚。这也是诗人多年来践行“无真情不写”,“创作得先把自己感动”的诗歌创作原则的结晶。到底“真”有多重要?我想用李犁的一句话做结:“对诗歌而言,深不如新,新不如真,谁发现并抠出了真,谁就是诗歌的王者。”
就诗歌这种文体来说,《农民工之歌》出古入新,博采众长,在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之间寻求到很好的契合点。诗句既有古典诗词的凝练、质朴、美妙的韵律(古典词句俯拾皆是“行囊”、“觅”、“负荷”、“蹉跎”、“历尽人间风雨/一路山高水长”等等),同时还有民歌的乐感和西方象征主义强调的“听觉的意象”。而一些篇章如《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脚手架》、《旋转的陀螺》显然已具象征意义。诗篇中抒情与叙事并举、“热抒情”和“冷抒情”交替、长短句交错,可读可吟可诵可歌,实乃诗中精品。
总之,刘迅甫选择了现实主义,选择了写在诗里的那些艰巨的使命,选择了分担责任的艰难道路,没有把个人当做太阳系中心的太阳那样去膜拜,而宁愿一心一意谦卑地去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大军服务。“吟唱者不会劳而无功”,“现实主义日后必将比我们用以建设的砖瓦有更重的分量”,相信刘迅甫和他的《农民工之歌》在当代诗歌的今天和未来都有不可预计的生命力和繁衍力。
 
二、文明尺度的叩问——从漠视到尊重
 
《农民工之歌》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影响面之广,力度之深,反响之烈,已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一一部优秀的作品甚至能引起一场社会变革,比如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就曾引起一场废除黑人农奴制的变革,这正是现实主义作品的力量所在。
《农民工之歌》的反响之大,不得不说,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它触及到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那就是我们该怎样对待农民工,如何评价农民工,乃至如何对待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
农民工人数众多,据2015年上半年的最新统计,已经超过我国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可农民工队伍却是最为壮观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参与了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建设,“但是他们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尊严和人格常常被人作践/他们忍着病痛和超负荷劳动/无力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权……”,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尽管“平等”、“文明”一再被写入核心价值观,尽管国家出台不少政策保障农民工的生活,但是事实上,这个改善的进程是异常缓慢的。有些并不是法律或政策就能解决的,比如公民的文明意识、平等意识、个人的尊严、自身的意识,而文学恰能弥补了这个缺口。正如五四新文学对于国民民主意识觉醒所做的贡献,《农民工之歌》对于农民工自身、对于抒写当代的知识分子、对于整个社会的文明意识乃至价值观的塑造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农民工来说,诗歌里这种真切的描述、真挚的情感以及诗歌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不仅让他们感动、振奋,重获存在感、价值感,而且正因为作者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又会有信任感、自豪感,并对未来充满希望,这种潜在的影响还会波及到他们对下一代所持的教育观念,因此意义深远。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的创作者而言,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还是热切地关注现实,肩负起文化担当,必将引起新一轮的思索;对于整个社会公民而言,是唯利是图、唯“金”必拜,还是以尊重的心态、包容的心态关心农民工、尊重农民工,以及我们传达出什么样的价值观给我们的下一代,都是值得三思的问题。什么时候,整个社会真正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真正去关注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而不是地位、金钱,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是真正的平等和文明了。正如龙应台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学演讲中说过的一段话:“我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他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流氓和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诚然,这段话切中了现实,文明、平等、信任正是当前社会所缺乏的,而《农民工之歌》的社会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而创作者本人作为文化的引领者,价值观的端正与否至关重要。具体说来,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己”还是为“人”,是为“个人”还是为“大众”的问题,是担当不担当时代使命的问题,也是注重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写作者人格和良知的显现。尤其是在当前令人堪忧的情况下——诸多文艺作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诸多写作者以为了“盈利”不惜“媚俗”;还有一些玩起了“文字游戏”,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和生活却被忽视被遮蔽,这是文艺的悲哀,诗歌的沉沦。可是总有一些作品是带着“血肉”的坚守,比如《农民工之歌》等——他们才是文艺的脊梁和中流砥柱。而这点也是聂鲁达所反复强调的:任何诗人的大敌,莫过于他自己没有与同时代的最被忽视、最受剥削的人们找到共同语言的能力。这一点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度。
 
三、社会发展伟力的洞察——从同情到壮歌
 
作为引领时代的“大文学”,《农民工之歌》不仅仅关注文学本身,它还以诗人敏锐的触觉、深刻的洞察力,以作品特有的深度和广度,表达了对时代热点问题(社会、政治、历史等多个方面)的关注和思考——咏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巨大贡献,书写历史变迁中两代农民工的精神追求,表达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歌颂农民工群体作为伟大“中国梦”基石的历史力量,通过选取和塑造典型的形象,理解和把握时代脉搏和走向,体现时代精神价值取向,富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这既不同于以往乡村书写中的“挽歌”基调,也不同于大众媒体视野下对农民工“俯视”、“同情”的浅表化、弱智化倾向,而是对参与现代化进程的农民工以“劳动的礼赞”、“时代的礼赞”、“民族的礼赞”!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型劳动群体,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大军,是创造当代中国奇迹的重要力量,是托起伟大“中国梦”的重要基石和强大动力源泉——而诸多的文艺工作者对此视而不见,住在“象牙塔”里对时代和社会紧闭双眼,“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更是无从谈起。尽管也有部分作品的的确确关注了民生,关注了“农民工”,然而却是自上而下的俯视——在与城市文明融合的过程中农民工常被作为被救助、被同情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其中也不乏善意的嘲讽和批判,似乎他们就是国民“劣根性”的具象,这都未给予农民工以应有的尊重和评价。
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没有从深处体察,没有从广处关照,更不用说前瞻性和预见性。而《农民工之歌》之所以“一鸣惊人”,就在于它的“深”和“广”。先说“深”,细读文本会发现许多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体现着诗人的笔触之深:比如,“乡音是一张身份证/一开口便知道你来自何方……/乡音是风里、雨里/练就的一副不屈的肩膀……”(《乡音》);比如,“两只蝴蝶/在空中飞来荡去/那是城里人不敢仰视的高度……他们胆颤心惊/让千家万户的玻璃窗/呈现出天空的蔚蓝……”(《夫妻洗墙工》);比如,“午夜的寒星/是故乡的眼睛/打量着我/熟悉又陌生的面容/漫天的白雪/敞开久违的亲近/脚步蹋响雪地/发出久违的咯吱声……”……这是真切的生活,是诚实的表述,是双脚踏在土地上的礼赞!
从“广”度来说,《农民工之歌》高瞻远瞩,立足整个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以历史的眼光关照农民工的成长与发展,展示了诗人的大胸怀、大眼界、大手笔。整部诗集分为“开篇曲”、“打工篇”、“留守篇”、“乡恋篇”、“开拓篇”五个章节,阐释了“以自己的方式顶天立地”的农民工的概念,回顾了农民工的昨天——“他们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尊严与人格常常被人作践”, 描述了农民工的今天——“党中央的关注/给农民工带来了明媚的春天”,预告了农民工的未来——“当年外出打工的十八条穷汉子/如今已变成了十八罗汉/人人身怀绝技/个个神采飞扬/我们向着母亲的声声呼唤走来/带回了亲人们十年的守望/我们挥手告别了城市的美丽/决心用三年改变家乡的模样”。试问,有哪一部作品有这样的气魄和胸怀,又有哪一部作品以这样的豪情壮歌给予农民工以这样的深情和礼赞——在中华民族新时期历史辉煌的丰碑上刻上两亿农民工的形象?真可谓是五千年来第一回。
深度也好,广度也好,无不是基于“大爱”的烛照——眼里有生活,心里有人民。多年来,诗人刘迅甫一直关注着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关心他们的物质处境和精神文化诉求,感同身受农民工的喜怒哀乐,把农民工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也正是他植根于人民,一心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作品才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和深远的影响力。正如诗人刘迅甫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是文艺创造的源泉”,“只有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获得真切的生活体验”。
 
四、“草根文化”的生命力——从“底层” 到“精英”
 
《农民工之歌》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的写作姿态,简而言之就是写作者的平民立场、坚定的认同感和发自肺腑的平等意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崭新的抒写姿态,它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心怀苍生”的高姿态,也不同于五四新文学知识分子依然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更不同于当代一些作家“体验生活”后的感动之作,这是一个曾经的农民工对整个农民工群体的 描述和礼赞,有着自己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因此一开篇就定下了强烈的情感基调,这是一个没有亲历的诗人很难投入的,在有些诗如《早谢的花蕾》、《留守儿童的自白》、《家乡的拐杖》等作品中,读者甚至能感受到诗人内心强烈的疼痛感。显然,《农民工之歌》巨大的感染力也得益于诗人与农民工的零距离姿态,《我是一棵小草》是农民工的自白,也可以看做是诗人刘迅甫的自传:“我是一棵/路边的小草/出生在饥荒的年代/经历了风雨的洗淘……”。可以说,整部诗作记录着农民工的生活,也记录着诗人一路风雨兼行的人生足迹,写农民工的悲喜也是写自己的心迹,这部作品是文学也是人生。鲜活的生活细节、饱含血泪的内在体验、悲悯的人文情怀、直指人心的力量,这正是《农民工之歌》真正的生命力所在,也是草根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草根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被众多文化学者所关注。“一个独特的群体/在诗歌的王国里崛起(刘迅甫《打工诗人》”),近年来,一些农民工作家、农民工艺术家等异军突起,在各自的行业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有的还一度跻身所谓“精英”行列,参与顶层设计,成为不可忽略的文化大军——正从被忽略的边缘走向中心,从他者走向自我。
以诗人刘迅甫为例——可以追朔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身农家,受过饥荒,当过兵,成为第一代农民工,多年生活在基层,在社会巨变中靠着非凡的毅力和不屈的坚韧硬是把命运一步一步改写,“粗糙的手握着沉重的笔/竖起一面与命运抗争的大旗”(刘迅甫《打工诗人》),从书到画再到诗,步步艰辛而精彩,堪称传奇。
“刘迅甫现象”是根植于大地的“草根文化”的典型现象。一个农民工诗人、艺术家走到今天,产生如此深远持久的影响力,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活力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双重检验的。固然,一方面缘于社会民主的不断发展,而更大一部分缘于自身的禀赋、极强的学习能力、敏锐的思维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当然还有《老人与海》式的永不言弃的信念,这是苦难经验赋予的财富,也是“草根文化”的价值所在——“最杰出的诗人乃是每日供应我们面包的人,也就是我们身边的、不自诩为上帝的面包师。他们为了尽社会义务,炊事揉面、上炉、烘烤和每日送面包这样一些既崇高又卑微的工作。”我想聂鲁达的这段话精确地阐述了“草根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希望之所在,未来之所在。
《农民工之歌》作为一部有多重内核的诗歌巨著,一部有里程碑意义的史诗,一部“在路上的图腾和歌谣”(李小雨语),以其大胸怀、大气魄、大感情、大手笔,抒写着“农民工”这个大群体的生存和精神困境,以其深广的悲悯情怀填补了当代文学作品现实关照的空白与不足——这正是它对于当代文学史的意义所在。正如著名作家毕飞宇所言,这个时代,我们缺少的不是才华,而是情怀,在中国社会这样一个现实之下,中国的作家还是应该关注现实,更多地拥有现实情怀,“情怀不是一句空话,它涵盖了你对人的态度,你对生活和世界的态度,更涵盖了你的价值观。”《农民工之歌》正是这样一部置根于广袤大地的高水准作品,它自然地将情绪、境界、思想、声音和谐地融为一体(经受住这种考验的诗歌并不多),有值得时代和人们“再听的声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农民工之歌》代表了这个时代,揭示了这个时代写作的宿命、生存的宿命、世界的宿命。
 
[【】潘洗尘:《多元性诗歌写作的源头活水》(《诗刊》2015年6月号上半月刊“诗学广场”栏目)]
[【】云山:《时代的图腾  民族的歌谣——刘迅甫纪实诗报告《农民工之歌》座谈会综述(《作家报》2012年12月10日“名家名作▪研讨”栏目)]
[【 】李犁:《真:诗与人生之王——评〈所有的伤痕都学会自己鼓掌〉》(《星星》诗刊2015年12期)]
[【 】聂鲁达:《聂鲁达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林光译)]
[【】刘迅甫:《农民工之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第五页)]
[【】龙应台:《野火》(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286页)]
[【】聂鲁达:《聂鲁达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林光译)] 
[【 】聂鲁达:《聂鲁达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林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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