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清明》诗，可谓家喻户晓。但诗的真伪与诗中杏花村的地望问题，在学术界里有过争议。清明时节，随中国诗词学家周笃文先生去探寻《清明》诗与杏花村。

杏花村应在安徽贵池

其次，从诗人的行迹看：

杜牧的一生，据缪钺先生所著《杜牧年谱》的记载，其每年行踪，都历历可考。足迹不曾到过山西，自然不会有汾阳觅酒之诗了。

《樊川别集》所收《并州道中》一诗，破绽很多，应是他人作品误入者。如“戍楼春带雪，边角暮吹云”，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当时不是边境，用“边角”字不类。该诗的尾联“如何遣公子，高卧醉醺醺”，自称“公子”尤属不伦。（杜牧诗中每以“贱子”、“贱男子”自称。）定为伪作，似无疑问。

相反，如果把《清明》诗放到安徽贵池这个背景下来考查，则丝丝入扣，密合无间了。

贵池，唐代叫池州，地处长江南岸。这一带向多杏花，有一个杏花村，今天还出产大曲和葡萄酒。池州是杜牧宦游之地。会昌四年（公元844年9月），杜牧由黄州移任池州刺史，共达两年之久。无论在政事或文学方面都卓有建树。

他修复或创建的萧相楼、弄水亭，他曾游赏的齐山、九华山以及翠微渡，杏花村诸处，一直为人们所艳称。他与另一位名诗人张祜，也是在这里结识的。彼此留下了许多动人的酬唱之作，被传为晚唐诗坛的佳话。杜牧与池州的关系，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些。在他出任池州刺史以前，至少还来过一次。他的《将赴池州道中作》诗云：

青阳云水去年寻，黄绢歌诗出翰林。

投辖暂停留酒客，绛帷斜系满松阴。

妖人笑我不相问，道者应知归路心。

南去南来尽乡国，月明秋水只沉沉。 

青阳为池州属县。既曰“去年寻”，可知已是旧地重游了。翰林，指李白，曾游贵池，写了许多多出色的诗歌。“黄绢”即“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之省，为“绝妙好辞”的隐语。“投辖”典出《汉书·陈遵传》，陈拔出车辖投置井中，说明留客之殷勤。

杜牧这次池州之行的具体情况，今天难于查考了。只知道他的朋友中家居青阳的有一个孟迟，颇有诗名，尤工绝句。诗中所说的殷勤的主人是不是就是孟迟呢？或许这首清明觅酒之作，就是这次行脚的记录。

杏花、春雨、江南，在该诗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而贵池的杏花村正是具备这种自然条件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不同意其它解释的理由之一。

有人还提出，杜牧为官江南，能“只身一人在郊外断魂游荡”吗？①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生的复杂情况，那么这个问题是容易回答的。

我们知道，杜牧不只文才杰出，他还是一个有济世经邦的政治抱负和军事韬略的奇才。他注过《孙子兵法》，为朝廷谋划过削平藩镇、刷新治道的方略。可是直道不容，才高招嫉，他的理想百不一施，反而不断受到排挤、打击，再加上他家境清寒，家累极重，爱弟丧明，孀妹待哺，这副重担都压到了他的肩上。

种种压力，在他心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他当刺史，不论在黄州、池州还是睦州，都是穷僻小郡，如他所说，乃是“三守僻左，七换星霜”决不是显赫得意的光景。

恰恰相反，奔泻于他的笔端的大都是一些穷苦之词。如“何事明朝独惆怅，杏花时节在江南”（《寓言》），“白头搔杀倚柱遍，归棹何时闻轧鸦”（《登九峰楼》），“逐日愁皆碎，随时醉有余。”（《春末题池州弄水亭》），“四十已云老，况逢忧窘余”（《自遣》）等等。它们与《清明》诗韵情调是完全合拍的。

最后，从文献资料看，池州杏花，夙享盛名。《池州府志》云：铜陵（在池州）杏山，昔传葛仙翁尝留此种。杏下有溪，落英飞堰上，名花堰。

又《江南通志》云：唐诗人杜牧任池州刺史时有“清明时节雨纷纷……”一诗。《增补事类统编舆地部·池州府》条下：“杏花村在府城秀山门外。唐杜牧之诗：‘牧童遥指杏花村’即此。”

以上都明确指出了《清明》诗中的杏花村是在贵池而不在别处。那么主张汾阳一说的人，是否也能够有权威性的文献作为依据呢？至少我还未见到。在学术研究上应该有“破”有“创”，但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离开这个根本点来立说，那是危险的。

基于上述分析，我以为问题已经清楚。杜牧《清明》诗中的杏花村应在安徽贵池，而不在山西汾阳。

其实，这个问题的争议，主要还是近来的事情。自1978年出版的《杏花村里酒如泉》一书问世，乃逐渐成为热点话题。

我们这样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遗产，这当然是值得自豪的。但是，是否必要把每件事物都和遥远的古代联系起来，以为越古越好呢？不见得。

比如举世无双的茅台和盛名远扬的汾酒，它们的信誉决定于各自出色的质量和特有的风味。至于杜牧是否喝过，倒不是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能把如春花怒放、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一一纳入历史的“模式”中去确定它们的价值呢？像这样朴素的道理，我以为是不难理解的。

①②均见《杏花村里酒如泉》

1981年载于《贵州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