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民文艺”是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和文艺实践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进文艺观念。在五四时期和建党初期“觉醒年代”，共产党人提出文学革命，倡导国民文学、社会文学等，重视文艺对人民的思想启蒙作用，开始了对人民文艺的思考和探索。在延安“革命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集中体现了对人民文艺的系统性理论建构，确定了人民文艺的根本方向，引领和推动了延安文艺实践蓬勃发展。在新中国“建设年代”，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人民文艺”概念，推进理论探讨并引导文艺实践，形成了人民文艺繁荣发展的崭新局面。“改革年代”新时期，文艺实践发展促进了文艺观念嬗变，显示了人民文艺新的价值导向。进入新时代，人民文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担负重要使命，更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时俱进解决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人民文艺不断创新发展。

关键词：人民文艺；理论与实践；百年历程；观念嬗变；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走过百年历程，领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文艺事业方面同样如此，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伟大建树，在于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逐步建立了“人民文艺”（文学界称为“人民文学”）的理论观念并以此引领文艺实践，促进了我国文艺事业蓬勃发展。虽然“文艺为人民大众”是延安时期提出来的，“人民文艺”概念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确定的，但人民文艺观念的萌发与初始建构却可以追溯到百年前建党时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传入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就开始将文艺运动与人民解放事业联系起来，开启了“人民文艺”观念的探索。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此做了系统性理论阐述，引导和推动了人民文艺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艺”成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基本方针与方向，人民文艺理论与实践获得新发展，但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也得到了某些值得反思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人民文艺的理论观念仍在发生与时俱进的嬗变，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同时人民文艺实践探索也在不断创新发展。如今我们站在纪念建党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回眸“人民文艺”百年发展历程，对其理论观念嬗变与实践创新进行历史反思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党初期“人民文艺”观念萌发与初始建构

五四时期和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被称为“觉醒年代”，其时代特点是思想启蒙和人民觉醒。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既是党的创始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他们极力倡导科学与民主思想，以此推动思想启蒙和人民觉醒，通过建党带领人民群众争取自由解放，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一系列新文艺观点，标志着“人民文艺”观念的萌发。

首先，提出“文学革命”主张，倡导国民文学和社会文学等，重视文艺对人民的思想启蒙作用，通过新文艺改造国民性和改造社会，以此引导新文艺的发展方向。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率先提出“文学革命”主张，旗帜鲜明地宣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大主义包含破与立两个方面，首先是要破除前三种旧文学，因为此种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如果不挖掉这些旧文学的根子，就不可能真正革新政治和改造国民性。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破除旧文学和创造新文学来推进思想启蒙和人民觉醒，起到改造国民性和改造社会的作用。李大钊同样提出了三大主义：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他还把新文学比喻为园中花木，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才能长得美茂，而“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他看到了新文学生长的土壤就在于面向社会大众的生活现实，表现对广大民众的同情博爱和人道主义关怀，有益于世道人心，才会有广阔的生长空间。邓中夏尖锐批评各种外来的文学“主义”和各种消极文艺观念，大声疾呼：“莫再作‘阐道翼教’的奴隶文学；莫再作‘风花雪月’的堕落文学；莫再作发牢骚赞幸运的个人文学；要作社会的文学；要做社会改造的文学！”因为对于思想启蒙和唤起人民觉醒，以及激励人们奋起改造社会来说，文学是最有效的工具。可见这些早期共产党人都不约而同把“文学革命”引向改造社会和国民性，以此引领新文艺运动的发展方向。

其次，提出和阐发“革命文学”观念，突出文艺与人民革命的关系，积极倡导文艺家走向革命实践和人民生活。1923年恽代英等人按党的指示创办了《中国青年》杂志，以此为阵地明确提出和系统阐发“革命文学”主张。他们认为真正的新文艺应当在推动思想启蒙和唤起民众觉醒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参与人民群众争取自由解放的实践，成为适应人民民主革命要求的革命文艺。这样当然就要认清文艺与人民革命的关系，自觉融入革命事业和人民生活中来。恽代英《文学与革命》一文中说：“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感情”；“自然是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的……我相信最要紧是先要一般青年能够做脚踏实地的革命家。在这些革命家中，有些感情丰富的青年，自然能写出革命的文学”。邓中夏针对一些新诗人的创作指出，“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如果您是坐在深阁安乐椅上做革命的诗歌，无论您的作品，辞藻是如何华美，意思是如何正确，句调是如何铿锵，人家知道你是一个空嚷革命而不去实行的人，那就对于你的作品也不受什么深刻的感动了。”这些早期共产党人不仅努力阐发和建构唤起民众改造社会的革命文学观念，而且致力于将革命文学家引导到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中来，这无疑具有一种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对于革命文艺的发展起到了必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再次，引领“文艺大众化”运动，倡导文艺走向实际生活、走向群众，强调无产阶级对文艺大众化的领导作用。20世纪30年代前后，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发展，并且提出文艺大众化问题，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所谓文艺大众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解决文艺走向人民大众的问题，以此推动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变革发展。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做到文艺大众化，需要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主要涉及文学语言、文艺形式、新旧文体，以及文艺通俗化、民族化、群众化等；一是文艺大众化要不要强调阶级性和领导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虽有不少争论和意见分歧，但总体上仍形成了许多共识，一些共产党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瞿秋白从党要积极领导文艺大众化运动出发，阐述了一系列思想观点。他认为文艺大众化这样的群众运动，有利于鼓动工农群众起来斗争，主张文艺的形式和内容都要让群众看得懂，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认为文艺大众化不只是革命文艺的通俗化运动，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运动，文艺家应当自觉到民众中去接受改造。他还从民主革命的现实要求出发，明确提出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主张“无产阶级应当开始有系统的斗争，去开辟文艺大众化的道路，只有这种斗争能够保证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权，也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能够保证新的文艺革命的胜利”。此外，茅盾、郭沫若、周扬等人也都积极参与讨论，从不同方面阐发意见和主张，在文艺大众化运动发展中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

总之，早期“人民文艺”观念是在“文学革命”论争中突出了文艺与思想启蒙、人民觉醒的关系；在“革命文学”转向发展中突出了文艺与人民革命的关系；在左翼文艺发展和“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突出了走向生活、走向群众以及文艺领导权问题，引导了人民文艺的发展方向。这种早期“人民文艺”观念，一方面是在新文艺运动进程中萌发生长起来的，另一方面也对当时的文艺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如鲁迅抱着“启蒙主义”和“为人生”的态度，致力于揭示国民性与批判病态社会，意在揭出底层民众的病苦不幸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表现出很强的人民性，这跟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密切相关。鲁迅回顾自己创作经历时特别说到跟《新青年》编辑的关系，说那些小说是在陈独秀不断催促下才写作和发表的。茅盾等人积极倡导“为社会人生”的文学观念，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表现出反映人民生活和关怀民生疾苦的鲜明价值取向。郭沫若和成仿吾等创造社作家前期追求自我表现和个性自由，后来转向汇入革命文学潮流，把关心民众生活和大众解放作为新的创作导向。蒋光慈等太阳社作家激烈反对个人主义文学而倡导为民众的革命文学，明确要求以被压迫群众为出发点，走出一条认识现代生活和改造社会的新路径。如此等等，可见早期“人民文艺”观念的广泛影响。

二、延安时期“人民文艺”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

延安时期是各种矛盾斗争十分激烈的“革命年代”，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人民文艺”观念在前一时期已得到初步建构，并且在新文化运动和后来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那么到延安时期这种文艺观念就更加明确，并且走向比较系统的理论建构阶段，由此引领文艺实践发展。延安时期“人民文艺”观念的系统性理论建构，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中。它把全部文艺问题都集中到一个根本问题上来，这就是文艺“为群众”的问题，其理论系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其一，为人民大众服务是“人民文艺”的根本方向。《讲话》引用列宁关于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论述，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早就解决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如何把这个观点落实到我们的文艺实践中去。从延安文艺实际出发，毛泽东指出首先需要明确：“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具体而言，为什么要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哪些人属于人民大众的范围，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为工农兵服务，《讲话》对这些问题都做了十分清晰明确的阐述，从而确定了延安文艺的服务对象和根本发展方向。

其二，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讲话》要求从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兵群众的实际出发，既要着眼于普及也要致力于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二是要处理好文艺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革命文艺应当深刻反映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和愿望要求，为他们所喜闻乐见，才能更好地为其服务。三是要重视文艺创作规律，做到典型化。文艺创作既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应当把日常生活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这样“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样才能起到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其三，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与文艺从属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文艺为人民大众、文艺服从于政治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同样，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也正是人民群众改造社会、争取自由解放的事业，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因此，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目标来说，“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里把几者的辩证关系论述得非常精辟和透彻。

其四，文艺为人民大众需要文艺家加强自身学习和修养。文艺家是创作主体，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要通过他们自觉的创作活动才能实现，因此文艺家自身的修养显得至关重要。一是文艺家要密切联系群众和转变思想情感，吸收群众生活养料，把自己充实和丰富起来。“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只有深入群众生活，与群众打成一片，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转移到人民群众，才能真正解决与群众结合、为群众服务的问题。二是文艺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和观察文学艺术，这样才能避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三是文艺家要学习科学、学习文艺创作，懂得艺术规律，能够分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的各种错误观念，这样才能使文艺创作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以上论述围绕“文艺为人民大众”这个中心问题展开，涉及文艺与人民生活、人民情感、人民政治、人民利益等多方面，具有内在的有机整体性，标志着延安时期“人民文艺”观念的系统性理论建构。

除此之外，当时其他理论家的相关阐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如周扬偏重于从“政治优位”角度阐释，认为革命文艺只有把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放在优先位置，才能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有利于实现人民解放。他依据《讲话》中的文艺观点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把文艺与人民关系的内容凸显出来，使人民文艺观念得到普及与推广。冯雪峰从“人民本位”角度阐释，认为革命文艺只有站在人民本位立场，真实反映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生活实践、思想情感和要求愿望，才能起到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作用。胡风则从“主观战斗精神”角度阐释，把五四新文学经验特别是鲁迅提倡“为人生”和“改良人生”的主张，都归结为这种文学精神；他认为“艺术与人民结合”的关键问题在于，只强调客观生活因素还不够，必须重视作家“主观精神”的作用。这些理论阐发对于丰富“人民文艺”理论内涵和扩大其影响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延安时期“人民文艺”观念和方向的确立，直接引领和推动了人民文艺实践蓬勃发展。后来周扬在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对解放区文艺运动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实践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文艺工作已成为一个对人民十分负责的工作。”这标志着“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不仅对各类文体创作数据进行了统计，而且从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等方面做了具体描述与分析，全面呈现了这种“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整体面貌。其中特别提到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代表性作品，如戏剧有《白毛女》《血泪仇》《赤叶河》《女英雄刘胡兰》等；秧歌剧有《兄妹开荒》《动员起来》等；小说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诗歌有《王贵与李香香》等；此外还有其他各种文体以及艺术形式（如绘画、音乐等）的许多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描写旧社会受压迫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反抗斗争，表现人民觉醒并进行反封建斗争的主题；有的描写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表现和歌颂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有的反映农村生活和土地改革，描写新人物新事物新面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受到人民群众普遍欢迎。

总之，延安时期“人民文艺”理论观念得到了更为系统深入的阐释与建构，人民文艺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共产党引领和推动解放区文艺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新中国人民文艺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三、新中国“人民文艺”的发展方向与理论反思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文艺事业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49年7月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是新中国文艺事业扬帆起航的显著标志，会上几个专题报告从不同方面集中体现了新的人民文艺观念。郭沫若的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明确提出了“人民文艺”概念，将其确立为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报告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将其概括为“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民而艺术”两条路线的斗争，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解决了文艺为人民的根本问题，文艺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中国文艺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文艺作品，满足广大人民对于文学艺术的要求，完成用文艺吸引和教育人民的历史使命。周扬的报告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题，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成绩和经验，将其归结为《讲话》规定的人民文艺方向的指导作用，同时指出这也应当成为新中国文艺所要坚持的方向。茅盾的报告以《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为题，主要总结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成绩和经验，同样指出遵循人民文艺方向、向人民文艺靠拢的重要性。此外，中共中央向大会发出贺电，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文代会把“人民文艺”的主题极大地彰显出来了。

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不久，1949年10月，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创刊，毛泽东应主编茅盾邀请欣然为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人民音乐》《人民美术》等也在1950年相继创刊，以“人民”命名的文艺报刊纷纷涌现，为新中国人民文艺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广阔园地，准备了充分条件。

由此可见，“人民文艺”的核心观念和根本方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得到全面确立，它不仅是党领导文艺事业的根本方针政策，而且也成为全国文艺界的普遍共识。在文艺实践方面，显然有一个逐渐加深理解和学习的过程。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前，周扬主持编辑了一套“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集中展现了解放区人民文艺的经典之作，大会期间与会代表都领到这一套丛书，既为会议营造了浓厚氛围，同时也具有一种示范作用，引导和激励文艺家们朝着人民文艺方向不懈努力。

此外，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一些典型个案，例如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就被认为是体现了人民文艺方向的一个典范，他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不仅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而且也得到延安文艺界的充分认可。周扬1946年写了《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的一个胜利”，“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后来，解放区文艺界还提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口号，倡导文艺家向他学习，在当时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赵树理又写出了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作品《三里湾》，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再如周立波，他1946年前往东北参加土地改革，以此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得到广泛好评并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深入人民生活，相继创作发表了反映钢铁工人艰苦奋斗恢复生产的长篇小说《铁水奔流》、描写湖南乡村农业合作化改革生活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等，为文艺界所瞩目。柳青在延安时期就发表了一些文艺作品，后来随军赴东北开辟解放区，在那里修改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然后又创作了长篇小说《铜墙铁壁》，这些作品都得到好评。1952年他响应文艺家深入人民生活的号召，毅然离开北京回到陕西长安县参与农业互助合作社工作，不久便在皇甫村落户定居，深入生活长达14年，在丰厚的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的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创业史》，作品问世后引起了轰动效应。柳青深入生活和潜心创作的经验，被树立为坚持人民文艺方向的新型典范。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显示了新中国文艺界普遍出现的新面貌和新气象，文艺家们自觉以各种方式深入生活，勤奋创作，出现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形成了人民文艺繁荣发展的崭新局面。

总的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坚持人民文艺方向的创作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如《红岩》《红日》《红旗谱》等许多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塑造了众多革命英雄形象，歌颂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第二类是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创造新生活的作品，如《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同样塑造了众多新人物形象，表现和歌颂了人民群众的艰苦创业精神，后来也被视为当代文艺经典。第三类是以历史题材和民间传说进行创作的文艺作品，如《甲午风云》《林则徐》《天仙配》《白蛇传》等，或塑造民族英雄和歌颂爱国精神，或表现传统美德与民族精神。此外，还有古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创作等。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各类文艺创作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几次文代会报告中都有全面总结，并且也都集中归结到坚持人民文艺创作方向的评价上。

从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看，学者主要是针对《讲话》中的人民文艺思想进行理论探讨和批评实践，其中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形象性与典型性、思想性和情感性，还有文艺创作中的人物描写、语言风格、艺术技巧等问题也都得到普遍重视和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得到新发展。不过随着后来越来越强调向苏联学习，文艺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偏向。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突出强调从苏联引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此前后翻译引进了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等文艺理论教科书，邀请毕达可夫等一些苏联专家到中国讲课等，都深刻影响了我国文艺界的思想观念。其实，列宁之后的苏联文论出现了严重庸俗社会学偏向，强调文艺的党性原则高于人民性，把人民性与党性的关系颠倒和对立起来，严重偏离了列宁文艺思想。由于受苏联教条主义文艺观念和我国极“左”思潮泛滥的影响，我们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也出现了某些偏向。如前所说，《讲话》是以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中心的，然而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则变成了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中心，这显然偏离了人民文艺的根本宗旨和发展方向。这种偏离使得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都陷入了误区，从而带来了历史教训，值得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

四、新时期“人民文艺”拨乱反正与观念嬗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文艺界拨乱反正，重新回到“人民文艺”的发展轨道。

在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祝词，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事业取得的成绩，指出了极“左”思潮对文艺工作的破坏和伤害，强调要解放思想和打破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文艺方向。《祝词》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这就把“文艺为人民”强调到了新的高度，重新确立了“人民文艺”的中心地位。周扬的工作报告总结了过去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归纳起来主要是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在这三个关系当中，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具体而言，“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我们的文艺要反映人民的生活，反映人民在各个革命时期的需要和利益。我们所说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更不是一小撮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政治。我们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因此，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与政治无关，而是密切相连，只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就必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鼓吹脱离政治，只能使文艺走入歧途。”这里重新回到了延安《讲话》文艺思想，重新阐明了文艺与人民、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重新校正了“人民文艺”的根本方向。此后不久，党中央决定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简称“二为”方向），用以取代此前“文艺从属于政治”之类的口号。这样“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就成为新时期党领导文艺事业的根本指导方针。

新时期文艺观念拨乱反正和文艺方向重新调整显然意义重大，使文艺界得以突破极“左”思潮束缚而获得思想解放，带来了从理论到实践一系列深刻变化。在文艺理论方面，按照上述新的指导思想，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意识形态性与人民性、现实主义文艺、“文学是人学”、文艺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等理论问题，都落到从人民立场和人民生活出发来重新探讨，形成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见解。这些新的理论认识后来逐渐进入重新编著的文艺理论教科书，从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文艺实践方面，新时期文艺反映人民生活，从题材到主题都大为拓展，不再局限于写工农兵生活，不再按照“三突出”原则塑造人物，也不只是按照某种预设的生活类型和人物关系来表现主题思想，而是从丰富多样的现实生活出发，全方位表现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命运、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和愿望要求。这些在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类型的文艺作品中都有突出表现。跟过去突出表现“工农兵生活”相比较，新时期“人民文艺”观念更加宽阔深广，文艺实践也更加丰富多彩。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推进，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深刻变化，表现在文化方面是大众文化蓬勃兴起和文化产业方兴未艾，其中文艺大众化形成新的发展潮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人民文艺发展方向和体现文艺为人民的根本宗旨就具有了新的时代特点。从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来看，总体精神是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有机统一，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江泽民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出发阐述人民文艺，要求“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给人民以信心和向上的力量，才能实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任务，使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使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完满地统一起来”。这就要求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要“提倡多样化”，运用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反映人民群众多种多样的实际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则要“弘扬主旋律”，既要反映人民的精神世界，又要引领人民的精神生活，从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承担起用先进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责任。胡锦涛强调，我们一切工作都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落实到文艺工作上来，就是要“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命运，为人民奉献思想内涵丰富、艺术品质上乘的精神食粮。“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以昂扬的精神、奔放的激情吸引和感染着亿万人民，对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以人为本服务人民群众有机统一起来，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体现他们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愿望，从而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见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文艺”的思想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发展。

实际上，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人民文艺”思想观念嬗变的根源在于社会现实。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改革发展，消费社会逐渐形成，文艺走出象牙塔，成为全民广泛参与的活动，因而形成了文艺大众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方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从人民文艺的角度来看，主要就是文艺的“大众化”与“人民性”的观念冲突。有人认为，在市场化消费社会，只需要面向文艺大众化的现实，讨论文艺的群众性、公众性、公民性就行了，不必再强调文艺的“人民性”，似乎这样才更有利于文艺的开放和多样化发展。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文艺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具有不可忽视的精神价值取向，对人的精神生活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都有重要影响。“人民文艺”或文艺的“人民性”观念，既有群众性（大众化）的含义，即面向最广大人民群众，同时也有“先进性”（过去称为“启蒙性”“革命性”等）的含义，即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是大众化与先进性的有机统一。在当代文艺发展中，将“提倡多样化”与“弘扬主旋律”并重，将“满足大众需求”与“引领精神价值”统一，正是“人民文艺”的根本精神所在。如果只谈文艺的大众化、群众性、公众性、公民性之类，就把“人民文艺”所体现的先进性淹没或消解掉了，显然不利于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从当代文艺实践方面来看，在整体性繁荣发展中实际上仍存在多样混杂的情况，庸俗、低俗、媚俗的文艺现象并非少见，引起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反感和抵制，其消极影响不言而喻。因此，就更有必要坚守和倡导“人民文艺”价值理念，通过积极的文艺批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让优秀作品所体现的人民文艺精神引领文艺界风尚，形成积极健康的文艺价值导向。

五、新时代“人民文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在新时代成为更加鲜明突出的主题，各项事业发展都具有这种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阐述“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强调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抗疫防病、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把人民情怀具体落实到对每一个体的生命关怀上。新时代人民文艺的发展同样如此。在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高度论述文艺工作，指出“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他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问题更加明确地加以强调，指出文艺为人民始终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和中心问题。具体而言，“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从文艺实践的历史发展来看，归根到底，“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在这里，“以人民为中心”不是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口号，而是具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

联系新的时代发展和文艺观念变革的具体情况来看，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恰恰在于人们容易将“人民”概念抽象化，将其理解为一个政治符号，因而对“人民文艺”或文艺的“人民性”也做抽象化的理解，使其成为一种悬浮起来的理念，不能具体落实到文艺实践中去。具体而言，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可能显得比较突出。

首先，从文艺反映生活方面而言，人们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好像提倡文艺反映人民生活，就是提倡写重大生活题材和英雄人物，因此常常忽视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这样无形中就把生活和人物区分为不同的类型，造成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显然不利于人民文艺真正走向人民大众。针对这种现实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真实的人物是千姿百态的，要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这段重要论述，他不仅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而且在2016年的文代会、作代会讲话中重复强调，并且进一步阐述：“社会的色彩有多么斑斓，文艺作品的色彩就应该有多么斑斓；社会的情境有多么丰富，文艺作品的情境就应该有多么丰富；社会的韵味有多么淳厚，文艺作品的韵味就应该有多么淳厚。”当今时代我们对“人民”概念的理解，以及文艺反映人民生活的要求已经不同于过去。如果说革命斗争年代“人民”概念有特定的时代内涵，文艺反映人民生活和表现“人民性”也有特定的时代要求，总体而言偏重于强调写重点生活题材和先进英雄人物，那么新时代显然有新的特点，它要求把人民情怀具体落实到对每一个体的生命关怀中去。具体而言，新时代的“人民文艺”观念要求更全面深入地反映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和思想情感，满足人民群众多种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当然，这并不是说文艺可以忽视重点生活题材和人物，可以不要艺术的概括提炼和典型化，而是要求做到两者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反映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描写各种各样的人物这段话之后，紧接着说：“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总的来看，我们既要克服对人民文艺的抽象化理解，真正落实到以人为本的人民情怀上来；也要避免对它的庸俗化理解，坚持应有的人民性价值理念和典型化追求，这体现了人民文艺观念在新时代的辩证发展。

其次，从艺术创作方面而言，也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好像提倡人民文艺就是要求按照某种既定价值理念表现某些重大主题思想，这样就会导致忽视创作个性和压抑个人独创性。这显然也是一种简单化和片面化的理解，不利于人民文艺的创新发展。“人民文艺”观念与文艺家的个人创造性并不相互矛盾，而应该实现辩证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马克思主张思想自由和个人风格表现的著名论述人们耳熟能详；列宁阐述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时，特别强调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特别重申了列宁的说法，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创造性。然而问题在于，我们过去的理论观念与文艺实践中确实存在某些简单化理解和片面性做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突出了“文艺创新”问题，他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他又说：“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而要实现文艺创新，当然就需要充分发挥文艺家的个人创造性，因此他强调说：“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应当说，坚持“人民文艺”价值理念与尊重文艺家个人创造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是一脉相承的，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发展中也始终是明确的，但如何做到与时俱进、探索创新仍然是新的课题。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理论观念上把这种辩证关系阐释得更加清楚，形成更加明确的导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把这个问题落到文艺创新的基点上来进行阐述，把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其道理不言而喻。只有充分尊重文艺家的创作个性，极大地发挥他们的创造精神和原创能力，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艺术创新；也只有文艺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具有思想和艺术创新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实现文艺为人民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文艺家们要坚持辩证思维，深刻理解人民文艺的内在要求和丰富内涵，将其转换成为自觉要求和主体精神，从而把这种精神价值融入自己的个性化和独创性的艺术创造中去。如果联系文学实践来看，近年来一批获得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及许多受到人民群众欢迎和广泛好评的文艺作品，就体现了这样一种人民性精神价值与个体性艺术创造的辩证统一，这是当今值得倡导的文艺实践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人民文艺”是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和现代文艺实践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进文艺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它一方面随着我国不同时期文艺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建构，另一方面又积极引领和推动了不同时期文艺实践朝着进步、革命、先进的方向发展，使我国文艺事业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我们回顾“人民文艺”百年历程，有利于增强文化自觉和自信，推动新时代人民文艺实践重新出发和不断创新发展。

（作者简介：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南昌，330022。）
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