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台断想

穿越与思考

——露白游记

淮阳是周口人心中的圣地。

外地人若来周口，周口人一定会向他推介淮阳。

我记不清有多少次去过淮阳了，有时是陪故旧亲朋，有时是携逸侣诗客，但每一次我都是怀着一腔虔诚的态度的，若用“拜谒”二字，方为确切——无论匍匐一叩开天立极的太昊，还是登临一赏诗莲词荷的龙湖，心情莫不如是。

观象于天，观法于地，淮阳是伏羲一画开天的地方。于此，混沌初分，乾坤始别，世界闪现了第一道文明的曙光。

我去淮阳虽多，殊为遗憾的是，有两个地方尚不曾趋前一谒，那就是弦歌台与曹植墓了。

八月十六日，借了和弟弟鹿林陪母亲去赏荷的机会，复承中国作协会员、淮阳县作协主席董素芝和两位大学同窗陈至明、李韧二君的美意，由他们指引，我才圆了心藏久之的愿望。

上午，在陈至明君的陪同下，我们拜谒了太昊陵。出来时已经十二点了。午餐由董主席盛情做东，而且，具有诗意的是，她选择了一家临湖的餐馆。于是，龙湖的旖旎，羲陵的崇伟，以及淮阳星罗的名胜古迹，厚重的人文历史，就成了我们席上的话题。

作为中国儒学研究会会员和《儒学与文明》的编辑之一，弟弟鹿林也对弦歌台——这一为纪念孔子当年绝粮七日仍弦歌不辍的地方——格外地向往。为此，坐落于县城西南一片气势恢宏的古建筑群，就成为我们下午第一个要去的目标。

弦歌台在南坛湖中，一眼望去，给人一种飘逸于尘世之外的感觉。古雅的殿阁，庄严的亭台，巍峨的塑像，映衬以远处的曲桥回廊，荡漾着初秋的荷风水韵，气度非凡。但轻叩朱门，仰瞻红垣，默诵“堂上弦歌七日不能容大道，庭前俎豆千秋犹自仰高山”一联文字时，心情不免有些沉重。

弦歌台原名厄台。一个“厄”字，写尽了孔子当年的穷迫，但让我却想起另外一个字——扼。

孔子所处的时代，周室衰微，诸侯崛起，社会呈现的是一个分裂、混乱、鼓角争鸣、干戈相向的局面。他认为，若要天下太平，就必须重建昔日的道德，恢复旧有的秩序。在而立之年，孔子形成了自己的学说，立志以此匡世济民。

孔子的思想，出发点为《易经》中的“和”，慨括为两个字：一为“礼”；一为“仁”。

  “和”出自《易经》，《易经》源自“八卦”，“八卦”演于伏羲，也是老子“道法自然”的根本，乃人类生存的大哲学。

“礼”指周礼。孔子认为，周礼中尊卑有序、上下有节的社会秩序，若诸侯百姓奉之为绳墨，则天下不患不平。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什么？“仁”即为“恕”与“悯”，即为“宽容”与“博爱”，即为“体物悯人”，即为今天我们所说的人文主义。

孔子在他五十五岁时候开始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政治主张。驰骋想象，我们依稀能看到一辆牛车，载着一位老人，在一队弟子的随从下，正跋涉于千里的荒原……

一个沉沦不堪的世界，上帝派遣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来拯救它了。

但是，正如楚之狂人接舆所唱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此时，诸侯追求的是拥有一个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国度，分崩离析已成为天下的大势。他十年的颠沛，落得的只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公元前480年，弟子子路去世。孔子叹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一年后，他也绝望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原谅我不得不重复地使用这个词——世事无常，三百年后，惨遭鄙夷与打击的学说，突然被人奉为统国治民的法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经过董仲舒和刘彻的运作，一跃成为维护乾纲的正统思想。中国，自此发生巨变。

这一巨变堪称是弥天的阴谋。他们从孔子思想中剥出了一个字，那就是“礼”。礼”的核心是“尊卑有序，上下有节”；本质是“维护等级制度”；具体实施则借了两个字：“忠”与“孝”；但努力方向只有一个：忠君。凡与此不统一的即为“大逆不道”。 中国人的想象，中国人的灵气，自此被一只巨手扼住。

孔子思想中的 “仁”，只被少数的有识之士坚守着，有限地影响着国家的政治。

如果说，八千年以前，先民结网罟，养牺牲，一改茹毛饮血是文明；伏羲正姓氏，制嫁娶，一改杂婚乱伦是文明，那这种文明还是低级的文明。如果以这样的标准衡量当今的社会，不文明的事，可以说，即使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件。

文明是在发展的。高度的文明就是灭除野蛮，张扬人性，尊重任何一个哪怕微不足道的生命。

但遗憾的是，从伏羲到孔子，从孔子到我们，有几个敢站起来说，自己身上彻底消除了茹毛饮血的兽性呢？看一看三千年的史册，有几页记载的不是杀戮？有多少文字不带有血的腥膻？

为了皇权，刘彻杀子，杨广弑父，哪里有“仁义”的概念？一个李陵被俘，全族被屠；一个胡惟庸案，五万人被杀，哪里有“文明”的影子？以文学著称的魏文帝，在逼迫一母同胞的曹植七步成诗时，他的“文心”又在何处？

伏羲在天，对薪火相传的后世子孙，我们不知他会作何种的叹息；孔子有灵，对把自己奉为“至圣先师”的帝王和权贵们，我们也不知他会发出怎样的感慨。

忍讥受讽，不改初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孔子另一种精神。当年，一个六十三岁的老人，在绝粮七日下，仍与弟子们临水论道，抚弦而唱，是何等的一种意志、一种气魄！

我想到秋风吹拂的白髯和葛巾，想到黄叶的飘落和白云的停止……孔子，你不用风神萧散这个词，绝难以形容！

我还想起孔子与子路的对话。子路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安于穷困，小人穷困则会胡作非为。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这是孔子为“君子”定的操守。但做到这一点，却殊为不易。人或不信，不妨绝食三日试试？

我们不忍翻阅历史，去看在“守”与“降”之间，代表知识分子的士，做着怎样的挣扎。所幸的是，仍有一些刚直不阿的故事不致于使我们绝望。

诗人刘禹锡，一生三次被贬，却志节不移。第一次，十年，回到京师后，作“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语带讥讽，二次遭贬；又十二年，回到京师，再作“种花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又重来”，不仅没有一丝悔改的态度，反如一个得胜还朝的将军。于是，第三次遭贬。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相逢故旧，诗人可以倾诉，可以悲歌，但面对权贵，诗人表现的唯是一身崚嶒的傲骨！

然而，刘禹锡“不降”的结果只是在巴山楚水“凄凉”了二十三年，但五百载之后，方孝孺的“不降”遭受的却是天地也为之变色的屠戮。

朱棣攻下南京，命方孝孺拟诏，方孝孺掷笔于地，曰：“死就死，诏书决不能写。”朱棣勃然大怒，说：“你难道不怕家灭九族？”方孝孺毫无畏惧，答道：“灭十族又如何？”

朱棣果然处方孝孺以磔刑，灭其十族——除亲戚之外，门生故旧悉数被杀，罹难者多达八百七十三人。 后人哀之亦誉之为“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

朱棣举兵南下时，他最依赖的谋士姚广孝对他说：“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城破之日，必不降附，幸勿杀之。杀孝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点头答应。但是，一旦掌握了无限的权利，也就拥有了无限的尊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惩罚起任何一个胆敢冒犯龙颜的人，也就无所顾及，无所不用其极了。

方孝孺忠实地践行了孔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遇难时年仅四十六岁。“天将离乱兮孰知其由……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这是他慷慨赴死时的哀歌。

这一极端血腥的事件，不知两千年前的孔子是否能够预料，也不知他该为之高歌还是为之恸哭？我以为，若孔子真的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悔恨为后世树立这样一个道德标杆。毕竟，八百七十三人的鲜血，是可以流成一条河的！

下午两点半，我们走出弦歌书院，来到前面的广场上。仰望孔子高大的塑像，我的心绪依然无法平静。再转至右前方一个亭子下，看到亭子中立的一通石碑，惊喜地发现，铭文竟然为淮阳名士——也是我的朋友——徐卿峰先生所撰写的。遗憾的是，于仓促一瞥中，我只零星地记下了几个句子：……立巍峨石坊，显圣像慈容……纳八方瑞气，迎四海文朋……

至此，我的心情稍稍舒畅了些。心想：若孔子故地重游，无论他推行的是什么样的政治主张，应该不会再有绝粮断炊的遭遇了。

广场的最南端是一堵高大的照壁，上刻之文乃《论语》中的句子。默诵结尾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襟怀中又不免升起一些怅惘：岁月倥偬，人生苦短，一个人的追求以及整个人类的追求，终极是什么呢？

我如此思考着，又于将离之时，放眼一碧千顷的弦歌湖——我仿佛看见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凌波而来……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曾子的声音宛然在耳。

只是不知，这一诗意的理想生活，相距我们每个人还有多远的距离。

发表于《陈州文学》201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