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寺就离县城不远儿。

当我这样邀请几位文友的时候，正是烟花如梦的三月。去焦柳营的路上，绿杨扶疏处，几树紫荆，几片油菜，妩媚得如同盛装而行的丽人，让你忍不住要多看几眼。

自然，令文友们心动的还不是这无处不在的春色。我告诉他们：欧阳修和苏轼也来过这儿。

于是，在两天后的焦柳营之行中，九龙寺的历史以及欧阳修和苏轼是否真的来过这儿，就成了我们一边绕阶穿廊一边交流的话题。

我对九龙寺的了解也很偶然。那还是2017年的春上，我和两位同事去焦柳营驻村扶贫。“蔷薇苞尚小，杨柳絮初疏。万绿春风里，隔空听鹧鸪。”三月的乡村，目之所视，耳之所闻，无不如一首诗一幅画。而九龙寺，其碧瓦红墙，在一片繁绿中格外地醒目。

第一天，因为初来乍到，吃与住都不曾计划。中午，我们被村支书焦中林领到了九龙寺，和几个香客一起，吃了一顿免费的午餐。 饭后，由焦支书引导，我们到殿里参拜了龙王。正觉得它与别处的庙宇并无什么大一样的时候，焦支书从一间屋子里找出一个小册子——内容正是关于九龙寺的，撰写者为高明远先生。

高明远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长者，已寿登耄耋。他读过私塾，师从许昌灵井的一位举人，写一手精到的篆书。及看完小册子，我又惊讶又疑惑。因为，按高先生所写，九龙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唐朝，欧阳修和苏轼为之作传的张路斯，其垂钓的地方竟然就在我们的脚下。

欧苏都做过颍州（今阜阳）知府。“颍水非汉水，亦作葡萄绿”，这是苏轼的高吟。当年，他们从京师到颍州，沈丘是必经之地。但他们笔下的张路斯真的与沈丘有关吗？

两天后，恰好与文史学者赵海利先生、倪胜章先生一起探访颍水故道。得赵海利先生的提醒，我在康熙十一年的《沈丘县志》上查到了有关张路斯的记载。不久，我又百度到了苏轼《昭灵侯庙碑》一文。两者出处一致，只苏轼写得更为详细一些，此处不妨录之：

昭灵侯，南阳张公讳路斯，隋之初，家于颍上县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经第。唐景龙中，为宣城令，以才能称。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罢归，常钓于焦氏台之阴。一日，顾见钓处有宫室楼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归，归辄体寒而湿。夫人惊问之。公曰：“我，龙也。蓼人郑祥远者，亦龙也。与我争此居，明日当战，使九子助我。领有绛绡者我也，青绡者郑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绡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遇为溪谷，以达于淮。而青绡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为龙穴山。……事见于唐布衣赵耕之文，而传于淮颍间父老之口，载于欧阳文忠公之《集古录》云。

从这看，张路斯原为南阳人，后定居颍上，与沈丘并无关系。那《沈丘县志》将其辑录在内的理由是什么呢？原来沈丘有一个郑家湖：

郑家湖，在县东北二十五里舒阳河南，方广仅五里，四时不竭。相传隋时蓼人郑祥远乃龙也，当据此池，后人呼为郑家湖。    

——康熙十一年《沈丘县志·地理志》

……第沈非蓼，而颍与沈相距不远，或者神龙游物，而此湖亦其所当潜蛰之地，未可知也。

——康熙十一年《沈丘县志·丛纪志》

一言以蔽之，《沈丘县志》之所以把欧阳修《集古录》所载的这段传说收录在内，是因为这儿曾是与张路斯争斗的郑祥远所潜蛰的地方。

郑祥远是否有这个人物，于史无征。郑家湖——从方位看，当在今沈丘县赵德营和付井两镇之间——也不知从哪年哪月就是冬麦夏菽的田畴了。但是不是说，高明远先生就是完全杜撰呢？

我认为不是。

首先，今天九龙寺所在的村子就叫焦柳营。难道这与焦氏台只是一种巧合？我没有去颍上做一个考察，不知道那里今天是否还有一个叫焦氏台的地方。即便有，但如《沈丘县志》所说，既然张路斯是龙的化身，而龙“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且郑祥远所蛰伏的郑家湖又距此不远，张路斯在这儿垂钓，怎么没有可能呢？

其次，说九龙寺的前身就是张路斯祠也并非无稽之谈。

苏轼《昭灵侯庙碑》中有这样一句话：“盖自淮南至于蔡、许、陈、汝，皆奔走奉祠。”可以说，九龙寺应该是当年众多的祭祀张路斯的祠庙之一。毕竟沈丘正处在这一区域的中心。

另外，高明远先生还有一段记述也不妨一提：明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当地王运正、张朗轩、侯耀如、窦炎、窦书成、张眉宏等积善之士，筹措资金，又在原址上建一庙，称之为龙降寺。入清，改称九龙寺。这段文字，弥足珍贵。它说明，至少从这时起，九龙寺的历史是真实可信的。

至此，有关张路斯和九龙寺的关系已经清楚。只欧苏到过沈丘之说尚无直接的史料可以印证。但我觉得，我在检史钩沉中有了一种更大的收获。

我们不知道那位布衣之士赵耕当初把口耳相传的故事述之以文、勒之于石，是出于里闾乡亲的请托，还是像欧阳修一样将其只作为一个奇异的故事而记之。但历史上确有张路斯其人。清·光绪《宣城县志》记载：（张路斯）唐景龙年间为宣城县令。在任期间，经常询疾问苦。在一次巡视农事的时候，见宣城北门外一片洼地，芦荻丛生，野草繁多，于是率百姓开沟造田……张路斯罢官后，回颍上县百社村闲居。死后，民间把他神化为龙王，颍上人并在焦氏台为其建张公祠。

从这里看，张路斯被神化，还是因为他有造福于民的光辉事迹。至北宋，对张路斯的祭祀由民间上升到了官方，而且，祭祀的内涵也发生的变化。在《昭灵侯庙碑》结尾，苏轼写到：“……昭于一方，万灵宗之。哀我颍民，处瘠而穷。地倾东南，潦水所钟。忽焉归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间，拯溺吊凶。……”原来，龙不仅有兴云布雨的法力，还能扶危济困、除暴安良。

“变化往来，不私其躬。道本于仁，仁故能勇。”在苏轼看来，道出自于仁，而有了仁心，做任何事情也就无私无畏了。最后，苏轼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度公之居，贝阙珠宫。揆公之食，琼醴玉饔。……诚在爱民，无伤农工。”意思是说，你居住着华屋美舍，享用着玉酿佳肴，不说昃食宵衣，应该以一片诚心去爱护、关怀、体谅你的下民吧？

张路斯成了既仁且能的龙王，他得去拯救万万千千的普罗大众。这大约也是欧苏为其立传作铭的初衷吧。事实上，除了“文章百世，道德千古”之外，两位前贤的经历还真的很相似：都仕途崎岖，都有被贬的经历；每到一地，都能兴利除弊，赈孤救贫。

欧苏与我们已经遥隔千年了。立于九龙寺大殿之外，南眺是流波不歇的颍水，东望是一线迤逦的蔡河，不禁遐思满怀。直觉得那悠然的一声钟鸣，仿佛传自历史的深处，那阶前的白玉兰，也摇曳着千年的芬芳。

欧苏啊，若你们的仁心悯怀，那些纷至沓来的香客，那些入殿一叩者，继之，传之，扬之，颂之，而不仅仅是为了一践世俗的信仰，百劫犹存的九龙寺，也就有了现实的意义。

在那次携侣而游时，我写下一首七律，既为九龙寺，也为两位前贤。诗曰：

沙河之北蔡河西，碧瓦红墙映柳低。

为慕欧苏从此过，也邀朋侣作今题。

玉兰殿外花争好，金菊台前叶欲齐。

莫问千年几兵燹，犹闻钟鼓响云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