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从外路口到另一座红石桥所在地直濲头（也叫直河头）约有八九里路，一路上我至少三次（若不是天色和母亲的催促一定会更多）把车停下来，拿出笔和纸梗概地记下我们每过一个村庄时吴先生所讲述的逸闻趣事。

向南有一个较大的村子叫大于庄，在它南边一个与它几乎连在一起的小村子叫张庄。大于庄没有姓于的，而张庄没有姓张的——这肯定有原因，只是吴先生不知道，我也就不知道了。但说张庄以前有一个叫于庆章的人——吴先生说，如果活着，应该有一百六十岁了——曾经创造过这样一个历史：一家八十口人没有分门立灶。家里开有油坊、粉坊、糖坊、染坊，有木业，有铁业；有编席的，有窝篓的。意思是人人有活干，人人不能闲着。家里小孩子多，吃饭是个事，就在几条榆木板凳上挖上凹坑，用来盛饭。

当家的是妯娌中的老大，男人种麦收豆，女人做饭洗衣，都有她来派遣。

女人之间如有心生龃龉以致拌嘴吵架或者于三纲五常上犯了错的，莲池逢集的时候，就罚跪在街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没有犯错的也必须陪着。一是防止没犯错的人幸灾乐祸；二是不致于使一个人过于羞愧难当。

于家的女人没有离异的，没有意外死亡的。不过，天知道，这种现象是否归因于有这一条独特的家规。

十三

再往南去，车疾驰而过一个叫周庄的村子，吴永方先生说，这个村子清朝末年出过一个秀才——周金鼎。他没有像张镇芳那样一路上斩关夺隘由解元而进士，但也是一方声华遐迩的人物。周家比较殷实——出过秀才，在那个年代已不寻常——周秀才在扶危济困上按家里长工的话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在麦子初熟的时候，有前村后庄的妇女到他地里偷麦子。他发现后，会喊：你别跑，现在青黄不接，你们没啥吃，多割些，没事。如果有人到他家的树林里折树枝当柴烧，他就说（这是连家里的长工埋怨他做得过分的一条），你们别扳树啦，俺家西屋里堆的有锯好的，想拿多少拿多少。长工的埋怨不难理解，他又锯又劈辛苦不是一天半天的结果，主人一句话就转成了别人的了。换言之，自己不等于为这些穷人打工吗？

下面是一个真对周秀才的歌谣，可进一步印证他的嘉行仁德：想吃蒜，周庄转。想吃倭瓜，周庄摸摸。想吃梨，周庄围……

“以前的大户人家，为富不仁的不能说没有，但积德行善的多。”吴先生说，“刚才说的于金章就亲自带着家里男丁参加了外路口的建桥。就说我们家吧，那时也就有三四十亩地。我母亲每到年底去赶集，提前就把零钱换好，到了集上，就分给那些少胳膊掉腿的流浪汉和破衣烂衫的叫化子。旧时候，一到逢年过节，街口上跪的（这类人）到处都是。”

十四

车子在一段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跳跃”着经过属于项城的一个村子大陈庄，我们停下来向支着手杖坐在家门口的一位老太太打听去蔡庄的路，得到答案后又继续前行。

对向南再向东两三里就可到达的蔡庄，以及他以手所指西南方向的童庄，吴先生自然有无限的话题，以充分地证实他的邀请一定会有一个我们认为不虚此行的结局。

李鸣钟是冯玉祥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当模范连连长的时候，像后来 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石友三、冯治安、吉鸿昌等，都是模范连的士兵。

连一家姓蔡的也没有的蔡庄即是李鸣钟的出生地，今天已属于项城市官会镇，但他被授予将军府刚威将军的名誉称号后，在当时的槐坊镇——民国时期，一个由沈丘、项城、淮阳三县分管的特殊的镇子，现沈丘县城——建了刚威将军府，以致在今天这个抢救传统、争夺名人的年代，沈项两地都把他当做自己向外炫耀的名片。关于他的事，如果您不嫌麻烦，可以在网上也可以在图书馆里搜索出一大堆来。而吴先生说的，那里没有。

李鸣钟为人低调。他每次回乡，也带卫兵，也骑马，但老远就会下马步行，并脱掉官服，换上一般人穿的粗服布衣，怀里揣着花生，见了小孩子就这个给点，那个分些。

有一次李鸣钟给他母亲庆寿，待了七天客，一分钱的礼也不收。村子里唱着大戏，府门外支着几口大锅，熬上菜，簸箩里盛满白面馒头，不问哪里人，随来随吃，吃了临走再拿点，也没事。

十五

固然，一顿饭吃得再饱，也不可能改变自己长期饥馑的状况，就像偶尔乘坐了一回豪华的四轮马车，并不能意味着从此不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但那些乡邻在见识一个将军荣耀的同时，也将他的仁德传扬到了四方。而与李鸣钟比邻而居的童玉振，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为他的乡民所称道。

童玉振，中将军衔，虽然与李鸣钟一样不是什么实权人物——时任第3战区军风纪巡察委员会委员——但还是有着非常高的政治地位的。

童玉振的父亲去世时，据说蒋介石批了十万大洋。结果，一个吊唁的场面与一个贺寿的场面同样气派。所多的一个细节是：头天晚上，府外支了几口大锅就开始煮肉，不曾想，伙计们把炉膛里杈满劈柴后，不知不觉睡着了，等次日凌晨醒来时，锅里已捞不着肉块了。

可想而知，这些伙计们的心里与锅里一样糟糕。

“没事，他们又不是故意的。买肉重煮。”童玉体对像自己犯了大错似的总管这样说。

“两个人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严，犯了事也毫不袒护。”吴先生说。

童玉振的大儿子叫童继东，人称童大少，在胡宗南部下当团长。中条山失守，童继东的部队被打散了，他一个人逃进山里，几天没吃上饭，在爬到一棵山桃树上摘果子时，不慎摔了下来，昏迷过去。胡宗南以为他已阵亡，不得不向童玉振实话实说。童玉振说：“胡长官不必自责，他是为国捐躯。”

十六

童大少虽然没有真的“为国捐躯”，但也不失“冲锋陷阵”的光荣。而李鸣钟的大公子——李良民——却让老子丢尽了颜面。李公子在莲池集上一个叫高某的人带领下，学会了吸食鸦片。这在那时，对一个纨绔子弟来说，不仅不是什么事，而是像现在的文艺圈的名人所追逐的一样，非常时尚。但偏偏拥有上将军衔和做了一方大员的李督办“认识”跟不上，亲手处决自己的儿子（有说自杀）。结果，李良民再也没有机会“浪子回头”，成为“良民”了。

关于这件事，有人做过较为详细的考证。个中的情节自然不像吴先生讲述得这么简单。

十七

我们在蔡庄没有停留。

在这里，你会怀疑曾经诞生过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

没有任何痕迹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继续向南，去寻找下一座桥——那里或许有更令人感兴趣的东西。

经过两个名字非常乡土的村庄——邦粮集、吽牛庄——后，我们到了直瀔头。

直瀔头在书面上早已改成“直河头”，但当地的村民还保留着这一原始的叫法。事实上，许多古老的地名是有一定的文化内涵的，但在人们富有“智慧”的改造中，已越来越空洞。这不乏例子：郸城的白马，原来的名字是白马驿；沈丘的下留，原来的名字叫“下溜”。

我们无力改变这一趋势。何况不查字典，“瀔”这个字，大多数人也难写出，而“河”就简单多了。所以，叫作“直瀔头”而写成“直河头”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估计，我们随后看到和被告知的——一条新式的水泥桥早已代替我们兴致勃勃前来寻找的那条石拱桥——也出于相同的思路。

不说这一点。尚能弥补我们的是眼前的景致：汾河，由西向东；直河，由北向南。两河呈丁字形交汇。宽阔的河面，潺湲的流水，枝疏叶尽的岸树，疏朗壮观中带一种萧森与苍凉的气象。

汾河是一条连接了许多历史名人的河。它的发源地漯河召陵，是《说文解字》的作者、被誉为词宗字祖的许慎的故里；它的支流有一支在上蔡——这是李斯的家乡。而李斯是一个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它流经项城南顿——“建安七子”之一的应玚就出生在这里。

虽然时光就像流水一去不返，帝王将相，也会化为缅邈的烟云，但一方地理，一方历史，仍有让人值得深思的东西。

 十八

我们原始的目的，是来看另外一座比外路口桥要宏伟得多的红石桥，不曾想我们看到却是一座于近年刚建的非常实用的混凝土筑造物。住在桥西的一位村民说，这是取代红石桥以后的第二座桥了。不无遗憾的是，由于贪恋夕阳映照下的汾河风景，我将应该用于采访的时间全部用于拍摄上了，以致我不能准确的告诉你，那座桥是五十米长、六米宽或是多一些少一些。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数字，是根据一个最基础的判断：直河是一条大河，比外路口桥下的那条应该连个正式名字也不是的小河子，要宽到三倍以上。

但那座桥永远地消失了，无论它多么雄伟。甚至，那些夏先生费尽千辛万苦、从远自郏县运回的石块，也不知散落于何处。

我在返回的路上想，那座桥是八孔还是十孔，有着与外路口桥一样的造型吗？我还想，古人甚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建一座桥或做一件其它什么东西（比如一个拴马桩），都比今天的人具有耐心呢？难道不在桥体或一个拴马桩上镶嵌上一些纯粹的装饰物如龙头、狮子、小猴之类的，不就可以节省些开支和时间吗？像卢沟桥上那数不胜数的猴子有必要吗？

今人，正是弄明白了这一点，将一切不实用的东西等同于“繁文缛节”，全部省略。结果，我们见到的桥梁啊、楼房啊，几乎就一个模样。普通人想获得一些美的启蒙，只有在美术册上或博物馆里了。

十九

一个诞生帝王的地方，不一定就不诞生盗贼。沈项边界一带，出了远如毕卓、应玚，稍近如王子由，再近如袁世凯、张镇芳、李鸣钟、童玉振等帝王将相、文人才士，也出了像夏五云这样德高望重的乡贤，但也出了无数的土匪与盗贼。

马猴，尽管本质上仍然是土匪，却有些特别。他具体是哪个村庄的人，今天已没人能够说得清楚。如果他早生一千年，且有机会上了梁山，他的名字纵使不能与林冲、武松、花荣一等的人物并列，也可以与阮小二、解珍、杜万之流的“末将”为伍。

一句话，按我们描述这些好汉通用的一个成语就是，劫富济贫，具有“革命”的精神和“正义”的性质。

马猴和他的弟兄，经常“拜访”一些大户人家，然后将“馈赠”来的铜钱在莲池或王明口或官会或其它地方，撒向那些赶集的人——践行着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起义被认为最合理的诉求——“均贫富”。但是，对这些大户人家，有几个了解他们的积累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我相信，除了个别之外，大部分人要比现在身家动辄数百亿的富豪干净得多，更不消说那些贪官污吏了。

所以，那些大户人家，肯定有冤屈的。

二十

在说马猴参与建桥的故事前，我觉得我有必要先说一下建桥的缘起。

前面提到，张镇芳来河南任督军。这是一个掌管了一省军政大权的职位，若论人口，已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的国王了。或许是出于炫耀自己显赫的地位，或许是出于真正对自己恩师的报答，张督帅想起了夏先生，而且他觉得，让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骑着毛驴来开封比去北京要方便得多，于是就让人捎信，邀请他的启蒙先生不辞辛苦一趟，以便如信末所写的“以慰久渴之思”云云。

没有什么比这更荣耀的事了。夏先生就骑了一头毛驴——当然，按可以想象的，后面还跟了一个伶俐的书童——上开封去了。

经过七折八拐，夏先生找到了督军府，但与我们所听到的许多老掉牙的故事一样，一个风尘仆仆的老人，因为不仅脸上没写、口中也没说“我是张督帅的老师”，而吃了闭门羹。

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夏先生只好趁此机会，将开封那时还不要门票的几个景点游了一遍。

估计自己的学生也该着急了，夏先生最终报了自己的姓名。

张督帅知道后，自然是歉意满面。两个哨兵，若不是夏先生说“自己虽然来几天了，但没登门，而是先去看名胜古迹了”，少不了挨一顿臭骂。

二十一

夏先生在督军府里住了六七天——作为老师，夏先生该享受的享受了；作为学生，张督帅该表达的表达了。一切恰到好处——夏先生觉得该回去了。张督帅见挽留不住，只好答应。在夏先生临走时，张督帅又备了一份厚礼——是三千两银子，或是三十万大洋，正史上没有记载，吴先生又说不清楚——来报答他的老师。论说，这也算情理之中的事，但夏先生却坚辞不受，理由是，家里有几十亩地，虽不富裕，也衣食无忧。当然，不难理解，这理由是表面上的，深层的应该是他从往圣前贤那里继承的操守。

三天后，夏先生（应该是）一路哼着小曲回到了家。

意想不到的是，张督帅已差人把银子送到了家里。

估计觉得骑着毛驴再把银子送回开封也不妥当，用于求田问舍又违背自己做事的原则，经过几夜的辗转后，夏先生为这些钱找到了一个好去处——修桥。

 二十二

于直河上修桥，在一百年前，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意义自然不能与五十年后南京长江大桥的建造相提并论，在一方乡野，也够了不起的了，而且，是由一介草民而不是由政府组织，其艰难险阻是可想而知的。

夏先生算不上当地的一等人家，但他的德行却是有口皆碑的。受后者的鼓舞，夏先生开始实施当初对其困难程度认识并不充分、但最终也有一个完美结局的宏伟计划。

他在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向那些大户人家游说。只有他们才有可以将运到槐店码头的石块再运到工地的太平车——一种四个木轮、在转弯时，需要有一个气力足够大、经验足够丰富的人在后面掌控的牛车。出于既要出车又要出人的考虑，若非不是看在夏先生的面子上，爽快地答应者怕是寥寥无几。何况，像前面所说的，这样拥有一辆牛车的人家并不比现在拥有一辆奔驰汽车的人家多。

一个字，难！

除了这，还有更大的麻烦——土匪的骚扰。

二十三

一段历史，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既有值得回忆的成分，也有不堪回首的因素。就像童话里既有天使也有魔鬼、社会中既有人致力于对公序良俗的建设也有人不遗余力地去破坏它一样。

夏先生兴师动众的行为，引起了“魔鬼们”的好奇。这些把打家劫舍看成是上帝安排的人，哪肯放过这一机会。

“光顾”工地的这帮“绿林人物”，为首者即是马猴。这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

用“顿作鸟兽散”来形容这些不速之客降临的场面，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词。

后果不难想象，所有一切好汉们感兴趣的东西，一概不剩。

这对夏先生是个不小的打击。当初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他有些后悔了。

现在，他要在“半途而废”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之间做出选择。

夏先生选择了后者。

但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怎样与他们交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