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怨诗与宫廷诗不同。六朝时期和唐初的宫廷诗描述的是宫廷绮靡的生活，属于艳情诗，尽管唐初的宫廷诗并非全部如此。宫怨诗描写的则是后宫佳丽的幽怨。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有诗句曰“后宫佳丽三千人”，《礼记·昏义》也说：“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以听天下之内治。”但据正史记载，一般君主的妻子并不多，少只二三人，甚至一人，如唐高祖李渊一妻,东汉光武帝刘秀二妻；多则六七人，如东吴大帝孙权有七妻；也有少数超过十人的，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十二；最多的是元太祖铁木真，四十四。

这当然是官方的记载，而且这是皇帝合法（礼制）的妻子数，但禁苑中如花的丽人，远不止这些。

秦始皇统一天下，每灭一国，都将其宫女掳至咸阳，作宫室以藏之。史载当时“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在公元前210年9月，当他已经腐臭的尸体被移入地下宫殿时，犹有二百余尚未生子的宫女，在士兵的押解下，为他陪葬。

后代的皇帝不甘落后，甚至后来居上，雪肤花貌，动辄过万。晋武帝司马炎生性好色，在平吴之后，即下诏选美，金屋所藏，竟达三万，由于荒淫无度，扔下那些以盐汁竹叶尚无机会得他一幸的宫女，于五十五岁即一命呜呼了。

“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唐·白居易《后宫词》）帝王无耻的肉欲追求，却囚禁了多少美色，蹂躏了多少青春。宫中无数的佳丽，有幸沾露的则少得可怜，能像唐宣宗宫人韩氏题诗红叶、喜结良缘的更是绝无仅有，绝大多数只能在深宫之中，虚度光阴。于是，有了为数众多的宫怨诗。

东汉·班婕妤的《怨歌行》被称为最早的宫怨诗：“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唐代是宫怨诗的鼎盛时期，不少大诗人，如王昌龄、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等，都写过宫怨诗。

王昌龄以边塞诗著名，但他还写了不少以宫怨为题材的诗篇，如《春宫曲》、《西宫春怨》、《长信秋词》等，最著名的是《长信秋词》之三：“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诗中的宫女天明就手执扫帚，清扫庭院，尚不及一只从昭阳宫飞来的寒鸦有幸，能不怨吗？

李益为中晚唐的重要诗人，他的一首《宫怨》也很出色：“露湿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阳。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与王昌龄诗中的“昭阳”皆指昭阳宫，汉代宫殿名，汉武帝皇后赵飞燕住处；“长门”指长门宫，亦是汉代宫殿名，为汉武帝皇后陈阿娇失宠后所居。二宫在唐诗中是得宠、失宠的代名词。前者歌吹月明，春殿花香；后者寂寞冷清、长夜漫漫；对比十分鲜明。

上阳宫是唐高宗在洛阳建的一座行宫，到武则天时经过大规模扩建，水榭歌台，琼楼画阁，盛极一时。唐诗人王建的《上阳宫》有句说：“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可见一斑。在唐玄宗时，自从杨玉环以儿媳寿王妃的身份被公爹“三千宠爱在一身”之后，上阳宫就成了其余明眸皓齿被闲置的处所之一。唐代许多诗人都有写上阳宫的诗篇。白居易在长诗《上阳白发人》写道：“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一个宫女的哭诉，让我们看到的却是无数女子幸福被剥夺、青春被葬送的悲惨遭遇。与白居易诗名并称的元稹也有一首写上阳宫的诗，是一首寥寥二十字的绝句：“寥落古行宫，寂寞宫花红。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诗虽短，却极具历史沧桑感。此时玄宗已一瞑不视，宫女也一头白发，闲话自然无人阻止。但唐诗人朱庆余《宫词》诗中的宫女就没有这么自由了：“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连诉说内心寂寞，都忧谗畏讥，其苦可知。

在众多宫怨诗中，还有一首非常著名，在当时就流传很广。它就是张祜《宫词二首》之一：“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从诗艺上讲，这首诗极具特色。一般宫怨诗多含蓄委婉，该诗则直抒其事。此外，就是上两句以数字作鲜明的对比，高度概括了宫人的半生遭遇；后两句以其一声才发而双泪难禁的动作，表达了郁积已久而又不可抑止的悲愤。区区二十字，极见笔力。

一般的宫怨诗只写到宫人的对寂寞度日的幽怨，多怨而不怒，思想上尚有局限，唯唐刘皂的《长门怨》，不落俗套，语言犀利，感情强烈，揭露了君王正是宫人不幸的根源。该诗为：“宫殿沉沉月欲分，昭阳更漏不堪闻。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

唐代的宫怨诗之所以比较繁荣，主要有三个因素：首先是唐代后宫妃嫔媵嫱的数量，按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论定，为汉代以来之最。唐太宗时，李百药上疏《请放宫人事》，有句为“无用宫人，动有数万”，《新唐书》也记载：“开元、天宝宫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其次是诗歌发展到唐代成为鼎盛，上至公卿大夫，下至走卒贩夫，似乎无不能为诗。诗成为唐人记录生活、装潢生活、消遣生活的工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唐的统治者较为开明包容，文网不严。敢直刺皇帝私生活的诗文，即使有些出格，也不会受到追究。有一例可以印证：白居易的《长恨歌》，既有对李杨爱情的歌颂，更有对唐皇误国败政的讽喻，诗中有不少对唐皇不敬的句子，但唐宣宗李忱不以为忤，在白乐天去世时，他以天子之尊写诗吊之：“缀玉连珠六十年，谁叫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在他心中，《长恨歌》是大唐帝国的荣耀。

像李忱这样为一位臣子写悼诗的皇帝毕竟是极少，几近孤例，但整个唐朝以诗文向士人开刀的却于史无载。在大清，徐述夔遗著中因为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句子，被弘历老儿——即当今被某些编剧导演偏爱有加、走红于影视剧中的英明领袖加情种乾隆帝——认为是诽谤政府。徐被剖棺剉尸，其子孙和地方官员全部处斩。若唐朝的这些诗人生在清代，个个都要夷灭九族了。因此，唐以后也有宫怨诗，但却很少。

在唐代，宫人们的遭遇是不幸的，但她们还有众多的诗人为她们哀歌；在后代，宫人们的遭遇也是不幸的，但连为她们献上一掬同情之泪的诗人也没有了。事实上，岂止是少了宫怨诗，其它方面的诗也凋零殆尽了。诗人的想象力被扼杀了，知识分子只好都钻进故纸堆里专事考据了。中国诗歌在唐朝达到鼎盛之后越来越衰落，原因即在于此。这是专制加强和独裁者癫狂的胜利，却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