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村笔记：

村支书

一

   受文艺作品的影响，一提到村支书，我们不少人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一个字——老，似乎只有老支书才能深孚众望，名副其实。但是，当我前年秋天第一次见到江支书时，这一概念就改变了。中等个，有些发福，红脸，短发，三十五六岁，一看面相就觉得是一个善良、随和的人。当时我们在村委会办公室外交谈，他脸上总带有一种天生的笑容，说话又十分客气。但由于交谈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 ，我对他以及他家庭的情况却一概不知。

二

  这次来江桥，由于所住的玉皇阁小学断水，我的膳食成了问题。不用说，最终解决靠的还是江支书。

  受连日阴雨的影响，麦穗个个像饿得脱相的人，垂首吊眉，一片灰黄。但仔细地看一下，根部却还发青——这正是村民们判断是否开镰的依据。再者，前一天刚下了雨，地很湿，村民们担心收割机一过，把地碾瓷实了，不便于随后玉米的播种。因此，就在其它乡镇已经开始收割的6月3日，这里的村民都还在观望。无所事事下，打牌成了最好的选择。我们的防火指挥部所在地点，原来是江支书堂弟的饭店，于两年前歇业了，平时就是一个牌场，现在，更是聚集了不少人。扩音器不间断地播放着“谁点火，谁受苦，先罚款，后逮捕……”，但是，打者、看者都是抗噪声型的，兴致十足。江支书与另一个村干部韩某偶尔也参战。江支书嘴角始终带着微笑，输赢无二

 三

   在场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格外引人注目。身子笔挺，长相英俊，名表，金戒，SUV，一副十足的富二代或成功人士的派头。他是江支书三伯父的长子，原饭店的老板。 他初来的时候，不时地用力甩动着左臂和扭几下脖子。一问，原来是颈椎有了毛病。再问，是打牌坐得太久了。然而，在接连几天里，他堪称轻伤不下火线，是群雄逐鹿的主要人物。

四

   临近中午，江支书与这位堂弟以及其他牌友就邀请我一块吃饭。而且，在乘去饭店的车子时，我被让到了“领导”座位上。 车子是另外一个帅哥开的，很快就到了江桥集上一个饭店的大门前。众人下了车，穿过门庭向里面走去。

   里面是一个敞棚，空间之大足够同时招待30桌客人。我们选择一处坐下，江支书和帅哥去点菜。此时，几个人天南海北地闲聊。其中，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话题是：这里前两年种植药材的不少，但收成并不理想。有一个人用一句话总结说：“药材，药材，卖上价钱了叫药，卖不上价钱了叫菜。”

   一会儿，饭端上了。荤多素少，盘大量小，但素净，味道不错。

五

    江支书要了二斤白酒，把酒杯聚拢到面前，一个一个地斟上。我推辞着不喝，但不抵气氛的感染和热情的奉劝，也“今朝有酒今朝醉”了。除司机外，我们五个人很快把第一瓶喝完了。打开第二瓶的时候，按习惯，江支书先喝了小半杯，开始敬酒。我没推辞，觉得一切话都是多余的。 正在这时，菜又端上来一个。忘记是谁了，忙到了半杯酒让服务员喝。我这才注意到，那服务员是一个六十左右的“男士”，干瘦，面目黢黑，胡子拉碴，上身着一件蓝得发黑的衬衣，只两只眼睛闪着亮光，极有精神。他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向众人“啊呜”了两声，算是道了谢。原来是一个哑巴。 喝完酒，我问了一句：“江支书，今天的饭钱还不得你出？” “这你就不用管了！”半天，他又道，“乡里说有补助，但去年的今春才发，况且也没几个钱，要是等这，天天也别吃饭了。”我没多说，但我清楚，他们一个月，工资只三四百元，还不能按时给发放。正常情况下，村支书多要倒贴钱，不带头致富的村支书，是没法干的。

六

    账是“帅哥”结的，这让我有些感动。俗语说，没走过的路走三遭。像江桥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能来。而像“帅哥”这么一个与我年龄相错二十岁的人，若非住村工作，我哪有受此一饭之恩的缘份？ 在随后的两天里，我对江支书以及他的社会与家庭关系又有了一些了解：他父亲兄弟三人，他父亲行一，除江支书外，还有一个大儿子，在周口做律师；一个女儿，嫁到东南三四里外的一个村子，但已属于安徽省界首市地域。江支书的二伯父个头是兄弟三人中最高的，但我与他仅仅打过两次招呼，别的所知不多。江支书的三伯父，也即“帅哥”的父亲，由于“指挥部”所在的地方是他家的责任田，且在后院里养着一群鸡，来得就多一些，甚至成为“指挥部”的编外人员。 他的精神很好，但看得出他身体多少有些不协调。在第三天别人都忙的时候，我俩有了一次几乎整个下午的闲聊。因此，我对他家庭的了解超过了对江支书。“帅哥”是他的大儿子，十四岁就拖关系入伍，两年后，本来有机会能转为志愿兵，但“帅哥”高低不从，坚决复员。理由只有一个：在部队挣不到钱。 “帅哥”回到家，开始创业，借贷十多万，干起了饭店。 “当时饭店很红火，十几里外的人都来吃”，江三伯父回忆起来，情绪还有些激动。“那后来怎么不干了？”我有些好奇。毕竟十余万的投资对一户农家不是小事。

七

    “大厨的工资每月万把块。再者，饭店的活那是起早贪黑，他受不了。”江三伯父一副惋惜的样子解释说。 “你还别说”，停顿了一会儿，他又道，“我俩儿子成亲，因了这个饭店，就没花多少钱。有人给大儿子介绍对象，女孩没意见，但女孩父母不同意。后来，她父母都来相亲。一看，这里开着饭店，集上还办着一所幼儿园。然后，二话没说，同意了。” “我二儿子是舞蹈学校毕业的，媳妇是项城的人，与他是同学。当初她父母也不同意，后来拗不过她，只好听之任之。所以，方圆几里的人都说，我娶两双媳妇，没花钱！” “可惜啊，如今饭店不干了，幼儿园也关门了。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怕吃苦，你管不了了！”江三伯父一句三叹。 过一会儿，他像想起什么，说，“当大儿子要关闭饭店的时候，我不忍心，就与老伴接手，自己干起来。我有一次去镇上买菜，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大车。当时天还没亮，大车的车灯对面照过来，我是什么也看不到了，一头连车带人翻到路旁的深沟里。我这肩胛骨折了在医院躺了半年，又转了一种新病，什么脊髓再生障碍，差一点要了我的命。

八

   “现在你两个儿子都做什么？”我问。“也还行。他们在外地批发货，都是一些农村人用的，开着车走街串巷地卖，现在农村人也舍得花钱了，生意还好。还有一个让人羡慕的是，我们至今没分家，两个媳妇没生过气，都是有活争着干。可事实上，能有啥活呢，我们这合地少，我家算来算去也就亩把地。除了洗个衣服做个饭，别的也真没啥可干的了。” 一下午的时光很快过去了。我正想着晚饭怎么吃，一个与江支书一家人关系比较好的男子——年龄四十岁左右，在外地做生意——过来了，坐下闲聊了一会儿，提议请大家去界首市下面的一个镇——邴集吃卤肉。这一次开了两辆车，一辆是“哈飞”，一辆是“义气哥”的普桑。两辆车连四个孩子约坐了十五人。 邴集镇去江桥只有七八里的路程。车子在狭窄得仅可供一辆车通行的水泥路上走了约二十分钟，就到了大公路上。

九

   义气哥”的普桑比“哈飞”早到得有五分钟。我们一连问了三家饭店，前两家的回答一样：“没菜了。”这让我感到多少有些惊讶——饭店怎么会没有菜，又不是三更半夜来就餐，生意这么好？ “你不知道，”车上一个人说，“他们这儿的卤菜有名，晚一点都吃不上。” 我啧啧地感叹着，车子到了又一家饭店门口。“义气哥”隔着车窗问了一声，见老板在里面招手，就兴奋地掏出手机给后面的车子打电话：“这里有，来吧！” “义气哥”顾不上把车熄火，就下车进了饭店。我见状，就趁机露下身手，将车调好停下了。 这时，后面的人也到了。“义气哥”张罗着点菜，其他人分了两桌坐下：男人一桌，女人和孩子一桌。

十

   约十分钟，菜端上来了。除了花生米和几个凉拌小菜外，主菜就是一个大托盘盛的卤菜了——切碎的猪头肉、猪脸肉、猪蹄、猪大肠等，打底铺了一层卤豆腐皮，上面放了几大块洋葱。 “义气哥”从店里拿了两瓶白酒，咚咚咚地倒满了五六杯，除“哈飞”司机外，男人们都分配了任务。我看这阵势，已心怯三分。我平时最怕如此，尤其是晚上，我真担心自己不胜酒力，出了洋相。不过，他们没有强人所难，我就礼节性地端端杯子，结果在起席的时候，我杯子里的酒还有三分之二。 我坚持着“晚饭吃少”的原则，刀了两块肉后，就拣盘底的豆腐皮吃。但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并且又要了一瓶白酒和一件啤酒。这真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迈。晚上九点多，我们回到“指挥部”，和几个村干部，闲聊到十一点多，方才散去。 我回到玉皇阁小学，直到下一点才睡着。

十一

    6月5日，天下起了小雨。这让江桥的村民们脸阴得也要滴下雨点来——老天爷要是这么下去，那麦子可就雪上加霜了。 镇里的防火宣传车隔长不短地经过。有时，车停下来，车上的人下来，与大家聊上一会儿，多半都说：“能有两个晴天，这麦子就能收了啦！”然后是长长的一声叹气。 到下午，雨停了。村民们等不上去了，撵着收割机央求给自己家先割。江支书也下了地。他有一个播种机，谁家收割机一过，他随后就给播种上了玉米。我问江三伯父，一季下来能收多少啊？按正常，收一亩地的小麦是七十元，播种一亩地的玉米起码也得三十元吧！但江三伯父说，哪能这么多？都是自家爷们，一亩地也就十块、十五块，近似帮忙。 这天下午，江支书早早地让他的小儿子告诉我，晚上去他家吃饭。临近七点的时候，江支书的两个儿子以及村干部韩占柱的儿子一块过来喊我。这时，江支书的父亲和母亲也从地里回来，在“指挥部”的棚子下拉了一个长凳子坐下休息。奶奶，回家吃饭啊！我妈把饭做好了。江支书的大儿子说。我就在这喘口气，你们先回去吧！奶奶答道。许是看天黑下来了，就在三个小伙子坐上我车子时候，江支书的大儿子又回头对他奶奶说了一句“奶奶，你和爷爷在这，要注意安全啊！” 一句话，让我见到平时所谓疏远的亲情竟然就在眼前。

十二

   江支书的房子，按农村的话，属于还没“翻盖”的那一种。堂屋是三间瓦房，普普通通，东屋厨房过道连在一起，也是三间瓦房，比堂屋更低一些，西面用彩钢瓦搭建的，北头是一间卧室，南头是一间敞棚，放着农具等杂物。 进入堂屋，当门的这间，茶几上已摆上了四碟菜。江支书的媳妇——一个个子高挑，皮肤细白的女人——从厨房里过来，招呼我说：“你先吃着吧，他们得一会儿。”我连忙说：“不急，不急！还是等他们回来。” 约有七八分钟，江支书和他的父亲、母亲都回来了。大家坐下后，江支书喊孩子拿啤酒。我推辞了。但让我有些惊奇的是，江支书的母亲一坐下，不先吃饭，而是让她的儿子为自己倒上了满满一杯啤酒，慢慢地喝起来。看得出，她是一身的疲惫。 还有一个感到不同平常的是，江支书家的馒头个头特别地大，一个抵得上我母亲平时蒸的四个。我晚饭不愿多吃，但看到馒头的形状和色道，忍不住掰了两块。毕竟，原汁原味的蔬食如今太难见到了。 在吃饭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江支书的父亲，个头不高，身子偏痩，须发皆白，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一个硬朗和耐劳的人。他吃到一半时，对儿子说：“你赶紧把播种机的大灯修一下！”江支书听了这话，依旧喝他的啤酒。待老头又把原话重复了一遍，江支书说：“你说修，就能修？

十三

   这话说得有些冲。江伯父一听，嘴里不知嘟囔了一句什么，站起来就往外走。“你看，他就是这脾气！要不是你在这，他把碗都会摔了！”江支书看着我说。“哎”，过了一会儿，江支书垂下脸说，“论说，他活没少干，就是脾气坏，一辈子都是这样！” 江支书的母亲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笑着说：“不用理他，过一会儿就好了。”知夫莫如妻，看来，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 次日一早，我在玉皇阁小学里刚醒不久，江支书的电话已打过来了：“家里做着你的饭呢，过来吃饭啊！” 但我到时，除了江支书的女人在厨房里忙外，没见其他人。 “他们都下地了，几个孩子还没起床。”走出厨房女人与我打招呼。 我坐下吃饭，女人坐在对面。我就找话题与她聊起来。从中得知：他们共有三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十四岁，二的也是男孩，十二岁，小的是女孩，八岁。大儿在镇上上七年级，成绩除数学外，还可以。只老二让人发愁，与他同学的村干部韩占柱的儿子都去县城上初中了，他还在五年级。 我说，大儿的数学差，最好在暑假里给他找个老师补习补习，否则到八年级要掉队的。 “我们计划着找个老师，给老大和女儿补课，老二就不管他了。”女人道。 这让我有些惊讶，一个才上五年级的孩子，怎么就放任自流了？

十四

    早饭过后，我去“指挥部”值班。地里正忙，“指挥部”棚子下的牌场没了。我开始在手机上写《夜宿玉皇阁》。由一个年轻的镇副书记带队的巡逻车不时地过来。除此，陪伴我的就是江三伯父了。 期间，我突然想起界首市光武镇的地名“光武”来，就问江三伯父：“这光武二字是否与刘秀有关呢？” “那当然，这里还有刘秀的板倒井呢！” 我小时候，就听祖父和父亲讲王莽赶刘秀的故事，什么拉狗骨堆、拉狗河、栓马桩啊，什么迷艇湖、板倒井啊，生动有趣，古老而又新鲜，曾使我听得如痴如醉，没想到板倒井就在这儿。 但是，当我再想多了解一下其它“古事”时，姜三伯父是一问三不知了。 临近中午，那位副书记的巡逻车又过来了，见我一个人坐着，就招呼我去和他们一起吃饭。虽然与他们不熟，但我还是去了。我猜想，江支书一家还在地里忙，实在不想去给他们添麻烦。 下午，我在“指挥部”继续写《夜宿玉皇阁》，周遭的世界如同我分离开来，我的天地没有风，没有雨，只有我一怀如水的思绪流注笔端……

十五

晚饭是在江支书家吃的。饭桌上只有两个菜，看得出，江支书和女人有些歉疚。但事实上，我晚饭一向吃得就少，菜多菜少对我来说无所谓。 江支书拿出两瓶啤酒来让我，我也推辞了。他就与江伯父和江伯母分着喝了。我看着他们边吃边喝的神情，越发钦佩——像江伯母，肯定也近古稀之年了，受稼穑之劬劳，少说也有五十年了，如今，生命向晚，岁华垂暮，为子为孙，尚不肯怠惰一时，以饭为恩，以劳为乐，诚人间之至情之至爱！

饭后，江支书和江三伯父把一天收的麦子拉到玉皇阁小学的水泥地上，因天不好，他们有在上盖了一层塑料薄膜。 次日，也就是我来江桥的第四天，一早，我开车去了离江桥十余里外的红山集上。我一给车加油，二也是最主要的，是买些蔬菜。我买了四五斤猪肉，又买了土豆、青椒、豆角，外加一些油条。 从内心讲，我绝不是因为昨晚的饭才这么做。我觉得，他们太忙了，我无法帮助他们，却无端地又给他们添了麻烦——至少增加了人情世故上的心理负担。

到了江支书家，孩子们没有起床，其他人都下地了，只江支书的女人在厨房里忙。我喝了一碗稀饭，吃了一根油条，就告辞去了“指挥部”

十六

收割机在地里忙着。坐在“防火指挥部”棚下，能闻到浓郁的麦秸味。

江支书的三伯父和三婶来来往往几次，尤其是三伯父，看到我一个人坐着，就与我闲聊，他的家庭及江支书的家庭情况，我就是这样了解的。他还说，他们这儿耕地划得少，一个人只五六分地，像他们家，如今连儿孙八九人，才一亩多地。此外，我还获悉，江支书有一个播种机，正在别人家的地里干着。这让我以为，江支书的地不多，之所以忙，是在挣钱呢。

临近中午，江支书将拖拉机停在“指挥部”外边的路上，与我打招呼，说是一块儿回家吃饭。但正在我收拾书本的时候，江支书接一电话，说是前村的一个熟人的车掉进河里了，要他开上拖拉机帮助去拉。

我到江支书家，他女人忙热情地招呼我往屋里坐。四个菜，非常讲究，证明女人是一个持家的能手。

“他们都在地里忙，你先吃吧。”女人道。

我没推辞，情知客气也没什么意思。抢时间，抓机会，对农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啊。我边吃边这么想。随后，江支书的女人过来了，坐在我的对面吃起来。这时，我又提到他们孩子学习的事。我说：“大孩子的数学不好，你们最好在暑假里给他找个老师补习一下，否则就耽误了。”“我们也这么想”，女人接着说，“给老大和女儿补习一下就行了。老二就不管他了。”我想说点什么，却没说出口。

十七

下午，我依然去“指挥部”，江支书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伙伴——村干部韩某的儿子——也来了，找出麻将牌玩。江支书的二儿子，也即被父母在学习上放弃的那位，几乎不知道怎么码牌，但韩某的儿子倒很熟练，码牌，出牌，有模有样。江三伯父无聊，也凑上来打。我在一旁观看，时不时帮助老二支上一招。这当儿，我了解到，江支书的大儿子在红山镇上读初一，老二本来与韩某的儿子是小学同班同学，但现在后者已于一年前去了县城上初一，前者还在江桥上五年级。

晚上，再去江支书家。但等了很久，江支书和他的父母都才回来，个个都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除此，江支书的妹妹和妹夫也来了——他们家是安徽的，但距此才三四里路。

饭菜非常丰盛，一个长长的茶几摆满了碗碟。——难道是我早起买菜的事才使他们有这种反常的做法？一切顺其自然吧，出于什么目的都行，反正我晚饭是不多吃的。

大家都坐下来了，满满的一圈。江支书脱去上衣，光着臂膀，他让大家看他的肋下一块鲜红的血痕。“我摇车时，手把打的。不过，没大碍。”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有些惊讶，“我家种了三十亩麦子。”“怎么恁多？”我问。“又没外出，又没做生意，不多种点地咋么过？”

江支书取了啤酒，递给了他父亲和母亲，又拿一瓶让我，见我一副为难的样子，就站起来，去了里屋，不一会儿，找出一瓶老白汾来。“这酒我放了十来年了。”他边说边打开了瓶子，找了四个玻璃杯子一个一个地倒满。

这次我没推辞。但江支书的妹夫接过杯子，呷了一口，就递给了江支书：“我不能喝，这汾酒的味道我不习惯。”于是这杯又均给了我们三人。

“喝吧！”江支书喝了一口道，“在一起就是缘分。”

但是，我边喝边盘算着怎么才能把一杯酒喝完——汾酒我平时也没少喝，情知是好酒，但酒味却不受用。

江支书的父亲喝着酒，一会儿，看了我一眼说：“昨天下午，别人都打牌，你在一旁看书，就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你知道他是干啥的？”江支书接过话说，“人家是作家！”

许是上辈子结下的怨，江支书又与他的父亲顶起了嘴。

  十八

话题是江支书的女人提起的。她说：“今下午，张孬正在修车，一个螺丝钉被她女儿弄得找不到了，张孬一巴掌打去，那小闺女的脸都红了一半。”

江支书的父亲听了这话，说：“要是我，我真舍不得打我孙女！”

不想，话音一落，江支书的女人就揭了他的老底，“是哩，你舍不得打？你去年在场地里，就因为一把芝麻种，差一点没把你孙女打死了！”

这老头只好承认，说：“那看啥情况！当时，我仔仔细细地挑选了二十来斤芝麻种，这个小闺女一去，又都掺和到一块了，不打她打谁？”

“那还不一样？”儿媳不认他的理。

老头一看局面，抽身就往门外走，一副气哼哼地样子。

江支书坐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但看得出，他对老头十分不满。过一会儿，他略带歉意地说：“我现在对他有些逆反心理，他说东，我偏西。他强势惯了，一切都是他说了算。比如，他说拖拉机犁地，要犁得像线一样直。前两年，我刚学开车，哪有这本事？他自己不行，又得让人按照他的标准去做。”

停一会儿，江支书又道：“论说，他活没少干，再苦再累，没抱怨过。”

这话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就搭话道：“我父亲也是如此，下地薅草，连个小草芽也不放过。别人干的活，他都看不上。”

我离开农村已经近三十年了，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深入地与一个农村人家接触，就像江支书说的，到一块儿就是缘分，我不是什么驻村干部，我已成为他们的朋友。至少现状是这样。我记下这些文字，无关宏旨大义，只真实地留下与他们接触的感受，见证一户农村人在麦收大忙的季节其真实的生活状态。但我认为，能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一定能从中了解一些关于农民、关于农村和关于农业的一点信息。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