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奶

此文写于2017年10月。文中舅奶已三天前，也即2021年7月30日去世。重发此文，以为纪念。

 今天是周末，我借了一上午的闲暇，去看望舅奶。 

舅奶是我父亲的四舅妈，生于1925年，今年已九十二岁了。

我每年仍至少两次去看望舅奶，一次在春节，一次在中秋节。今年，因为外出，我才推迟到今日。

  舅奶的家是淮阳县葛楼的。我到的时候，她正在村口听戏——有一家人为他们的父亲庆寿。

  舅奶坐在人群里，看见我寻她，眼睛闪出光彩来，借着竹杖，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提上小木凳，就朝我走过来。

  人很多，我没法过去搀扶她，喇叭的声音很大，她也听不见我的话。我只好任她自己一步一挪地走到我跟前。

  舅奶个头不高，背又有些驼，在我面前就显得更矮了，但她仰面看我的表情，格外地喜悦和坚定，让人觉得非常亲切。

  我们往家里走。一路上，她抓紧我的手，不肯放松。

  到了家，舅奶拉我坐在她身旁，问我母亲的身体，问我孩子的学习。过了一会儿，我看看时间才十点多，就站起来告辞——这完全按我的计划。

   舅奶听了，马上攥紧我的手，一脸的诧异：“还没有说上话呢，走什么？”

   我不敢坚持，又坐了下来。舅奶仍然攥着我的手，平和地说：“你在这吃饭，大家都高兴；你不在这吃饭，大家都不高兴。你为啥要做大家都不高兴的事哩？”

  “好，我今晌午不走了。”我找不到反驳舅奶的理由。

   离午饭有一个多小时，我只好与舅奶闲聊。

   舅奶说，我父亲在1958年正月初二去她家拜年，那时，各家连锅碗瓢勺也没有，一家五口人只从集体食堂里分了三个用麦麸子包的菜角子和三个蒸馍，蒸馍已在年三十和初一吃完了，舅奶就把菜角子用火烤烤，让父亲吃一个，带一个。父亲离开舅奶家，又踏着雪，走了五里路，去他的表姐家拜年，但表姐家连一点吃的也没有，父亲就把剩下的那只菜角子留给了表姐一家人……舅奶说到这些，眼里满含泪水。

   “1958年，并不是年成假啊。”舅奶用手绢擦了擦眼泪说，“那时，地里收的红芋，被连夜倒到大坑里去，社员捡都不让捡。到了1959年春上，吃的接不上了，大伙都下水里捞。那还能捞出个啥啊，都烂掉了。”

  “我这一辈子，没少遭罪。”

   舅奶看我对她的话感兴趣，就接着说，“1938年，我才十三岁，黄水来了，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八口人从墩卜逃到了平舆，在杨埠一家大地主家住了下来。那地主也姓刘，叫刘拥勋，与我们同姓，他家里开有一个药铺，我父亲懂医，他就让我父亲在药铺里给人看病。后来，他干脆把药铺转让给了我们。我们在杨埠住了九年，还买了八亩地。到了1947年，因为是大地主，刘拥勋一家被镇压了。我们的地呢，也被充公了。没别的路子，我们只好回到了老家。”

  “我见过日本人杀人，见过国民党征兵……哎哎，你一个舅爷就死在了战场上，还有一个舅爷下落不明我这啊……平时没人听我说话儿。我一张口，小孩子就不耐烦了，说我又讲老故事哩。”

   舅奶一时有些伤感。但一会儿，她心情又好了起来，说；“现在，你看，谁都不缺吃，谁都不缺穿。这有多好！这有多好！”

  他又告诉我，她的一个孙子在保定买了房子，一个孙子准备把家里房子盖成别墅样式的 舅奶的大儿子，也即是我大表叔，骑着自行车从外边买了五六个热菜，顺便又把我二表叔喊过来陪我。

  我们不喝酒，只吃饭。

  舅奶一边吃，一边仍与我唠着，还不时地向我让菜。

  能看出来，这是她感到最幸福的事。

  对一个九十二岁的老人来说，或许真的已别无所求。

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