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清明》诗，可谓家喻户晓。但诗的真伪与诗中杏花村的地望问题，在学术界里有过争议。清明时节，随中国诗词学家周笃文先生去探寻《清明》诗与杏花村。

杏花村地望何处？

其次，《清明》诗自南宋以下，一直广为流传。除了《千家诗》外，在《江南通志》《古今图书集成》《增补事类统编》等权威性方志、类书中都明确记载为杜牧所作。如果没有坚确的证据足以驳倒上述资料以前，我们是不应否定他的著作权的。

另外，元词人凌云翰的《蝶恋花·杏庄为莫景行题》中有“恰似牧童遥指处，清明时节纷纷雨”引用杜诗，可为有力的旁证。

还有，如果从它的语言、风格、背景（详后）和艺术手法与杜牧的其他作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也完全一致的。试把它同《泊秦泊》一类作品比较，不是一样清畅俊雅，韵美神流吗？

第二，诗里的杏花村究在何处？是山西汾阳还是安徽贵池？

这个问题争议较多。前不久发表的《晋中一日游》（《北京晚报》1980年8月4日2版）就说；“每当吟诵那脍炙人口的《清明》诗句，就会在脑海中浮现出晋中原野一片生机勃勃，杏花村里，红杏点首，酒香扑鼻，令人陶醉神往的景象。”认定了汾阳杏花村是杜牧行吟之地。

再早一点，1978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杏花村里酒如泉》一书，辟有《清明诗说》的专章，列举了不少理由来论证杜诗的杏花村应属汾酒的产地，并且力驳安徽贵池之说为非。这种意见究竟如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呢？下面拟就此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当然，人们出于对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景慕，往往附会出一些假名胜、假古迹来，这是不足为怪的。比如赤壁、嘉鱼之外，又有一个黄冈赤壁。卧龙岗、襄阳、南阳各有一个。

刘禹锡在河南荥阳老家写了一篇《陋室铭》，安徽和县——他的宦游之地，也有一个陋室。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群众的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为学术研究来说，却要求严谨和准确，切忌张冠李戴，似是而非。

因此，对杏花村的地望问题，有必要作一番考查，以求得一个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我以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查。

首先，从物候方面看：

“清明时节雨纷纷”，“纷纷”二字所反映的雨的形态是具体的。它不是星星点点的疏雨，哗啦哗啦的大雨和稍下即止的阵雨。它是密密蒙蒙、绵延不断的毛毛细雨，而这正是烟云伏地的江南春雨所具有的特点。

它与爽朗高旷的晋中气候是大为不同的。晋冀一带，春多干旱，雨水稀少，素有所谓“春雨贵似油”之说。即或下雨，也难有纷密如丝的景象，更不会出现连绵不断的淫雨天气。侯延庆《延斋雅闻》称：“河朔闻人谓清明雨为泼火雨”，用一“泼”字，定知与“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南国春雨不同了。

金代的名诗人元好问（山西忻县人，与汾阳同属晋中平原），他写北国的春雨，则另是一番景象：

小雨斑斑浥曙烟，平林簇簇点晴川。

——《山中寒食》

小雨斑斑晓未匀，溜光水色画难成。

——《杏花条诗》

这“斑斑”两字，颇能传出华北地区春雨的神态，它和“纷纷”然的细雨是有显著不同的。有的人举出韦应物的《送汾城王主簿》诗中“禁钟春雨细，宫树野烟和。”之句来证明唐代汾阳是有纷纷细雨的①。

可是，此人起码是太粗心了。因为既曰“禁钟”、曰“宫树”，则只能是首都，而不会是汾阳了。两者如何能扯到一块呢？这位作者还引用了谢觉哉为杏花村汾酒厂写的诗句“我来仍是雨纷纷”②作为证据。

可是他至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时间的差异。谢老留题时为五月，这已是雨水渐多的夏日了。（未完待续）

1981年载于《贵州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