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锦瑟》诗意雕塑。聂作平摄

彷徨江湖的游子又一次想起了家乡和亲人。

妻子从北方捎来家书，委婉地问他什么时候回去。时值仲秋，征雁横空，落叶萧萧，屏障般的群山挤压着小小的孤城。每天，昏黄的太阳在巴掌大的天空晃一晃便消失了。急不可待的雨，从傍晚点滴到天明。游子怅然若失，以诗代笺，回答远方的妻子：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是的，他叫李商隐，字义山。时间是唐宣宗大中二年，即公元848年。后人研究李商隐生卒年不确考，此时约37岁。地点在今天的重庆奉节一带，具体不可考。可考的是，当李商隐饱含希望地从江陵溯江而上，打算到成都投靠远亲杜悰，以便获得仕途的机会时，随着逆流的客船由楚入川，他越来越忐忑不安。然后，他犹豫了。这犹豫，既因为妻子的书信，也因为他不敢相信那位刻薄寡情的远亲真的会施以援手。终于，他决定，还是结束这次未遂的求职之旅吧。赶紧回到北方，回到故乡，回到亲人身旁。

众所周知，唐朝浑一海内，疆域之广大，只有元朝可与其抗手。极盛时，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在现代交通工具阙如的古代，远行的人，要么依靠马匹、驴子等大牲口，要么依靠舟楫，要么就只能依靠常常被路面打肿的双脚。

史料记载，838年到847年，日本高僧圆仁大师来唐朝游学，曾经步行穿越北方。他每天的行程大约在32公里到48公里之间——这一记录，已超过了当时的大多数人。依想象，如此缓慢的速度，远行是艰难的，尤其是当“行万里不持寸兵”的盛唐成为过去时，江湖鱼龙混杂，强人出没，自然的行路难又加上了人为的行路难。以此推之，人们应该安土重迁，囿于狭小空间度过一生。

然而，这并不符合事实。以李商隐为例，他在行路难的晚唐，足迹竟然踏遍天南海北——短短一生中，他先后到达过相当于今天地理划分的十多个省。追根究底，他在行路难的年代舟车劳顿地南来北往，无非是为了寻求出路。这出路，既是生活所迫，也是精神所需。古人把这称为宦游。

宦游中的李商隐，把脚印、诗行和生命的华章留在了路上。重走他走过的山山水水，消逝的激情便从幽暗的文字里跳荡而出……

忍剪凌云一片心

春天是在寒冷与温暖的反复拉锯中渐渐来临的，如同新的一天，总是在黑暗与光明的拉锯中渐渐占得上风一样。三月，平原上还能眺望到终南山顶没来得及消融的余雪，但天气毕竟回暖了，柳树、榆树、杨树已发出新芽。比李商隐刚好早生100年的杜甫在诗里说过，“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仿佛在严寒的囚笼里关禁太久，春天甫一到来，长安人民便迫不及待地脱下沉重冬装，争相到户外探春：“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今天的西安城东南部，属于一个叫曲江的新区。曲江，秦朝时称为恺洲，皇室在此修建了行宫宜春苑。隋朝时，凿地为池，先称曲江池，后改名芙蓉池。唐朝时，复称曲江池。隋唐之际，中国大陆温和湿润，如今显得干燥的西安，当时处于八大河流的包围中。于是，唐玄宗下令将浐水经黄渠自城外引入曲江。曲江两岸亭台楼阁鳞次栉比，花木扶疏，遂成为长安第一胜景，是整个帝国最具人气的郊饮踏青之地。

每年冬天，蜗居深宅等待春风的长安人中，有一个特殊群体，即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他们是为了参加春天举行的科举考试，也就是所谓春闱而来的。当朝廷公布了新科进士名单，这些万众仰慕的幸运儿都会出席在曲江之滨举办的曲江宴。

曲江之滨，新科进士们列坐花间，他们把酒杯放进盘子，再把盘子放入水流，盘随水转，转至谁的面前停下来，谁就执杯而饮。这种风雅，称为“曲江流饮”。《唐摭言》记其盛况说：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撤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曲江流饮后，新科进士们还要前往曲江附近的慈恩寺，公推一个书法最好的同年，将所有中试者的名字题写于大雁塔墙壁上。这称为“雁塔题名”。很多年后，白居易最为得意的事就是“慈恩寺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开成二年（837年）春天，曲江流饮和雁塔题名的士子中，李商隐笑容灿烂。他的一首题为《池边》的七绝，真实记录了那个幸福的日子：春天已经来临，莺啼燕舞，丽日高悬，游玩直到太阳偏西才结束，而他仍然恋恋不舍。恋恋不舍中，他想起此前两次落第的悲凉，恰与今日形成鲜明对比：

玉管葭灰细细吹，流莺上下燕参差。

日西千绕池边树，忆把枯条撼雪时。

唐代诗人中，就科考而言，与毕生不第的杜甫、罗隐和陆龟蒙等“倒霉蛋”相比，李商隐及第时26岁。虽比不上柳宗元20岁、刘禹锡21岁、陈子昂和韩愈24岁即金榜题名那么早，但就像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那样，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场上，他也算年轻有为。

是故，李商隐有理由相信：从这个温暖的春天开始，他的未来必将一片光明。他将像那些进士前辈一样，因读书而获取功名，因功名而释褐为官，然后再从清要的职位开始，一步步升迁，直到入阁拜相，封妻荫子，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人生。

然而，要不了多久，命运就将向李商隐浇下一瓢瓢冰冷的雪水。雪水里，饱含着猜忌、难堪、失意和悲愤。

地方史料和实地考察表明，全国共有三座李商隐墓。一个人只能死一次，也只能有一具骸骨遗留世上。三座墓中，必然也只能有一座，才是李商隐的郁郁佳城。

三座墓，分别位于沁阳、博爱和荥阳——它们都是河南的小城。

沁阳古称怀州，是李商隐的祖籍地。李商隐祖父在世时，举家迁往两百里外的荥阳。祖父死后，无力把灵柩运回原籍，“卜葬于荥阳坛山之原上”。因此，沁阳称为李家大坟的李商隐家族墓地，既没有安葬他的祖父和父亲，也没有安葬李商隐本人。

综合各种史料，窃以为，真正的李商隐墓应该在荥阳檀山（也称坛山）。檀山名义上是山，但经过多年平整冲刷，地貌已然变迁，即便在一马平川的黄河中下游平原上，檀山也只有山之名而无山之实。如今的檀山一带，大路平直，小区林立，以李商隐墓为核心，建成了李商隐公园——有意思的是，距李商隐墓只有几公里的西北方，沉睡着唐代另一位著名诗人：刘禹锡。同理，以刘禹锡墓为核心，建成了刘禹锡公园。对小小的荥阳来说，有两位人们耳熟能详的诗人长眠于此，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福分和荣耀。

李商隐自称龙种——与李唐皇帝乃同宗，然而，这同宗要上溯几十代人，一直追到汉朝的飞将军李广。千百年来不断分枝，早就别如霄壤，只不过为诗人提供了一个“当年我家也曾阔过”的吹牛素材而已。

事实上，从李商隐上溯数代，祖辈都没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高祖只做到美原县尉；曾祖19岁中进士，与中唐诗人刘长卿齐名，但只做到安阳县令；祖父官至邢州录事参军；父亲任获嘉县令。李商隐3岁时，父亲去职，只好到江南一带充任幕僚，一家人跟随父亲客寓江南，用他后来的话说，乃是“浙水东西，漂泊半纪”。

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均寿命不过40岁左右，而李家几代男人，几乎都在二三十岁时就英年早逝。李商隐10岁那年，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离开客居的镇江，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辗转回到荥阳。

李商隐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大姐在李商隐出世前即早夭。二姐长李商隐17岁，在李商隐一岁时嫁与裴氏。裴氏乃河东望族，门第显赫。然而，不对称的出身常常意味着傲慢与偏见带来的不幸：婚后仅一年，二姐即被裴家以细故赶回娘家。次年，二姐郁郁以逝，不到20岁。尽管身为获嘉县令，但李商隐的父亲因突被免职，前往江南，只得将女儿暂厝获嘉。一直等到20多年后，李商隐长大成人，才能将姐姐遗骸运回祖茔。三姐嫁与徐氏，她也是给予弟弟关爱最多的亲人。

父亲去世后，年幼的李商隐及弟弟在母亲拉扯下，最初只能依靠可怜的积蓄和徐氏姐以及堂叔的接济度日。十二三岁后，李商隐开始养家糊口——这个孱弱的少年，为人抄写书籍，挣取一点辛苦费。很多年后，李商隐在为二姐写祭文时沉痛地回忆起当年的窘迫：“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

发轫于隋朝、成熟于唐朝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史上的一大创举，它使得出身寒微的底层子弟，也有了通过读书考试进而跻身官场并改换门庭的可能。不论是此前的世袭制还是九品中正制，绝大多数时候，决定一个人前途的主要因素是出身，是门第，因而才会出现“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的不公。

闪烁于李商隐人生路上唯一的光明就是科考。为此，自17岁始，李商隐花了差不多10年工夫，终于在竞争惨烈的科考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唐人习惯，在参加科考之前，士子们往往将自己平素创作的诗文投赠达官显贵或其他社会名流，以期求得推荐揄扬，称为温卷，又称行卷。所谓“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是也。

李商隐也不例外。为父亲服过三年丧后，他奉母居于洛阳。唐朝的洛阳又称东都，是除了首都长安以外最重要的城市。其时，这座城市的最高长官叫令狐楚，他以兵部尚书身份出任东都留守。令狐楚既是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也是才华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李商隐的温卷人，就是这位同在洛阳城的高级官员兼文坛前辈。

李商隐16岁开始诗文创作。我们虽不能考订出他到底把哪些作品投赠给了令狐楚，但从他十六七岁时的作品如《富平少侯》和《隋师东》来看，令狐楚被他的才华打动并不意外。

温卷结果，《新唐书》这样记载：“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唐才子传》则这样记载：“令狐楚奇其才，使游门下，授以文法，遇之甚厚。”

细节略有不同，总体情况却是一样的：慧眼识珠的令狐楚认定这个未及弱冠的青年乃是难得的人才，对他甚为礼遇。几个月后，当令狐楚转任天平军节度使时，他邀李商隐入幕。其时，李商隐还是一个白衣飘飘的17岁小青年，令狐楚则已是65岁的白发苍苍的老人。白衣与白发相映成趣，年龄的落差超过爷爷与孙子。

令狐楚幕中，虽然李商隐有巡官的名分，并以此拿一份不薄的薪水，但令狐楚几乎没有给他安排具体工作，而是一方面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令狐绹等人一起读书，一方面又亲自教授李商隐今体文，也就是四六骈体，这是当时做官的重要条件。

可以说，令狐楚对李商隐既是府主，又是老师，同时隐然还是慈父。当李商隐前往京城应试时，令狐楚总是“岁给资装”，天气转寒时，怕他衣服不周，使他“免虞于僵卧”。每逢有文人宴集酬和，他总是带着李商隐赴会，并在大庭广众之中，对李商隐大加赞扬。

对令狐楚的恩情，李商隐一直铭记在心，“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

然而，令李商隐难堪并痛苦的是，要不了多久，恩公令狐楚的儿子、曾经出则连舆，止则同席的兄长般的令狐绹将把自己看作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并衔恨终生，而李商隐的人生，也因这衔恨而疾速转向。或者说，李商隐悲凉愁苦的一生，其决定性因素就是来自令狐绹的衔恨。

26岁中进士之前，将近10年时间里，李商隐两度前往长安应试。一次是太和六年（832年)，李商隐21岁，一次是3年后。两次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这10年间的前几年，李商隐追随令狐楚，先后在东平和太原做幕僚。后来，当令狐楚调往首都，李商隐奉母居于济源，并往玉阳山学道。此是后话。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渴望功名，渴望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青年士子，837年那个春天对李商隐而言是绚烂的、美好的，一如早些年中了进士之后的孟郊所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中进士后的李商隐要做的另一桩大事是迎娶心仪的意中人。古人早就说过，人世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现在，李商隐双喜临门。

当两大美梦都成为现实时，李商隐有理由相信：我是人生赢家。我看到了如花似锦的未来。然而，人生最大的困惑在于，想象总是比现实更为美好，命运却是一个不讲游戏规则的对手，没人知道他的下一步是什么。哪怕夙慧早熟的李商隐，也无法未卜先知。

猜意鹓雏竟未休

枯水期的泾河细瘦浑黄，河床上长满野草和杂树。如果用无人机拍摄的话，也许就像一根从黄土下刚挖出来的粗大绳索。绳索中间那个疙瘩，便是因泾河而得名的泾川。泾川城北的泾水之滨，有一座大云寺，舍利塔鹤立鸡群地昂首于低矮的民居行列。塔后那座山，名为五龙山，山原上的一些地段，还能找到一段段夯土的城墙遗址。

至于安定城楼，自然早就没了踪影。唯有跨越泾河的桥梁，取名安定大桥，算是为这座曾经的城楼保存了一段记忆。

时光回溯到838年，春日的一天，李商隐登上了泾川北门的安定楼。那时，从城楼上眺望，绿杨和烟笼秀，一直弥漫到泾河中的沙洲上——而现在，尽管看上去泾川要比相距不远的固原等地秀丽一些，但仍然有一种黄土高原掩不住的苍凉和干燥。

登高临远则春愁四溢，这原本是中国文人的传统，虽然有时候未免为赋新词强说愁。登临安定城楼的李商隐，他的忧伤和抑郁却是真实的。尽管，按理说，他不应该郁闷。因为他刚如愿以偿地做了新郎。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商隐正是因为这场婚姻，这场惨淡经营的爱情，才在完全不经意之间，突然变成了一个被人视为忘恩负义，斥之为放利偷合的势利小人。从那以后，他的仕途将由鲜花变为荆棘，他的人生将由坦途变为荒径。

大概出于李商隐曾夫子自道地说过他的诗“楚雨含情皆有托”“巧啭岂能无本意”，故而清代以来，包括纪晓岚在内的诸多注家都尽可能把李商隐的爱情诗解释为美人香草的政治隐喻。由于过于朦胧，过于晦涩，李商隐的相当一部分作品确实具有指向的多义性，然而，很明显，把他的爱情诗都解释为政治隐喻肯定过于简单化。

比如这首《无题》，我以为，它并无什么政治隐喻，它就是一首地地道道的爱情诗：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那个与诗人心有灵犀的女子姓王，即与令狐楚一样同为封疆大吏的王茂元之女。

已经不可能洞悉李商隐和王氏如何认识并相恋的了。但李商隐讳莫如深的诗歌却透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在宋元理学禁锢人心之前，尤其是在气象自雄的唐朝，名教桎梏少，男女之间交往并无太多制约与牵绊。而经济的发达，城市生活的发展，使得唐人——尤其是中上层社会人士——热衷于郊饮、赏花一类的游观，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尤盛。史称“长安士女，胜春野步，则设席藉草以红裙相插挂，以为宴幄”。李商隐诗中所说的送钩与射覆，都是唐人饮宴时的游戏，而李商隐与王氏的初识，似乎就缘于这样一次觥筹交错的社交活动。

诸多朋友中，李商隐与韩瞻关系最密切，他们既是同年，后来又成了连襟。在李商隐如愿迎娶王氏之前，韩瞻先娶了王氏之姐。王茂元在京城为他修建新居时，李商隐写诗戏赠韩瞻，却在玩笑中流露出对韩的羡慕：“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进士及第之名次，我在你之前；得官并结婚，你在我之前。

很可能，正是通过韩瞻的牵针引线——当然，更重要的是李商隐已金榜题名，而年轻的进士，一向是唐朝权贵择婿的首选。“曲江流饮”那天，“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李商隐就这样成为王茂元的乘龙快婿，他与王氏的恋情也有了最为圆满的结果。

李商隐中进士前一年，令狐楚已调往兴元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商隐中进士后，他再次热情邀请并一直催促李商隐前往兴元，也就是陕西汉中。然而，李商隐赶到兴元时，令狐楚已病入膏肓，在委托李商隐为其撰写了给天子的遗表后即去世。李商隐护送令狐楚的灵柩回到长安后，应时任泾原节度使的王茂元之邀，前往泾州（今甘肃泾川）做幕僚。不久，便与相恋已久的王茂元的小女儿王氏结为佳偶。

与明清时中了进士就由朝廷授官不同，唐制，士子通过了省试（即尚书省礼部试）中了进士，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还必须通过吏部主持的考试（称为关试），才能授官，称为释褐——即脱下布衣，换上官服。吏部考试，有时甚至比省试更难。比如韩愈中进士后，关试三次不中，困居长安十年，不得不到董晋手下做幕僚。后来靠董晋极力推荐，才终于走上仕宦。

新婚燕尔的李商隐从泾州前往长安，参加了开成三年（838年）的吏部考试。结果不中。此番落榜，李商隐有详细记载。他说，他原本已被吏部录取，但当名单上报到中书省时，却被中书省驳回。一个位高权重的中书省官员指着他的名字说：此人不堪。并用笔将他的名字抹去。

李商隐闪烁其词，没有写下那个中书省高官的名字。但稍微对晚唐局势和李商隐生平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李商隐仕途的这块绊脚石，一定是牛党。

作为晚唐政坛持续达40年的政治事件，牛李党争极大影响了不少士子和官员的命运，而对李商隐的影响尤其深刻。可以说，他襟抱未开的一生，就是被牛李党争耽误的一生。

不论牛党还是李党，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古代意义上的朋党。至于朋党，本身就是一个深含贬义的词，就如《剑桥中国明代史》在解释东林党时说的那样：“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

从宪宗朝到宣宗朝近40年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为首的李党之间斗争不断。武宗时，李党得势，牛党罢黜；宣宗时，牛党执政，李党流贬。朋党之争的核心就是党同伐异，为了打击对手，常置江山社稷和国家利益不顾。比如太和五年（831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向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献城投降，李德裕受降并派兵守城。然而，是时牛僧孺当国，不愿看到李德裕立功，力主将悉怛谋交还吐蕃，并归还维州。唐文宗采纳了牛的意见。于是，悉怛谋遂为吐蕃所杀，边疆地区依然不得安宁。

种种迹象表明，李商隐并不是一个热衷于结党营私的人，甚至很难说他到底是支持牛党还是李党——他曾经与牛党走得近，是令狐楚的心腹，但对李党领袖人物李德裕后来的遭遇又充满同情。然而，比自始至终就追随、依附牛党李党更尴尬更致命的是：对李商隐有知遇之恩的令狐楚父子是牛党核心人物，而他的岳父王茂元却是李党重要成员。

所以，当李商隐入令狐楚幕时，他自然被视为牛党，而令狐楚父子也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第三次到长安应试，主持该次考试的考官叫高锴，与令狐绹关系很铁。试前，他问令狐：“八郎（令狐绹行八）之友，谁最善？”令狐绹连称：李商隐、李商隐、李商隐！借令狐绹之力，李商隐终于在两度落榜后折桂。

与其父胸怀开阔、乐于奖掖后进不同，令狐绹为人狭隘偏激。当新科进士李商隐突然迎娶了李党重要人物王茂元的女儿并入王茂元幕时，他由衷地气恼、愤怒，进而把李商隐视为负义背恩，另攀高枝。

既然如此，那就必须予以无情打击。于是乎，李商隐的吏部关试铩羽而归。

委屈、抑郁、不甘，诸种难以言状的情绪左右着李商隐。万般无奈中，他在一个春天的下午登上了安定城楼。四野弥望，天地苍凉，缓缓来临的春天，让大地又一次显露出生机。他想起了同样郁郁不得志的贾谊和王粲，想起了那些强加给他的厚诬之词和诸种猜忌。

那年春天，李商隐写下了唐诗中的名篇《安定城楼》——这座黄土高原小城里已随岁月湮没的城楼，从此不朽：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