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微友赵俊梅老师在电话上说，10月1日要从郑州回来，约我去她的老家——沈丘县北杨集镇后赵桥村——同谒石佛寺。

如此，在豫东大平原的深处，在源深流长的蔡河之畔，一个建于650多年前的古寺，突然就像隔了烟云溪树的楼台一样，出现在我的望眼里。而石佛、苏轼、八丈沟、狗二元年等几个字眼，更如碧瓦红墙，于影幻光虚中，显得格外神秘。

我与赵老师尚缘悭一面，但她的诗文和聊天中所透出的纯真，早让我十分敬仰。甫一闻约，我便欣然应允了。况且，她的外甥郭智慧君，一位与我多年熟识的文友，也将前往。

路上，我又接了沙岸老师。她对探幽访古与我有着一样的兴趣。

我们从新安集镇之东，沿着一条与蔡河几乎平行的乡村公路向北行驶，在大约两公里处，就到了与北杨集镇林寨村一沟之隔的后赵桥。

在村子东北角，赵老师已等候多时。待我们一到，她指着脚下的一条小河说，这就是八丈沟，当年那条载了几尊石像的木筏就是从八丈沟的上游漂到这里来的。

沟从村子之北蜿蜒而来，宽约三丈，无水，岸边是高挺的杨树，坡下则是枯萎的落叶与错落的残芜。

很难想象，这就是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八丈沟。

“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还是满河的水。”赵老师有些感慨地说。

我们站立了一会儿，想象着苇青蒲碧、凫飞鸭游，一起绕过两棵高大的杨树，到了一处与普通的农家小院无别的房舍前。赵老师说，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石佛寺。

对这般寺庙，我是不陌生的。在乡下某个荒井旧台的村角，或一片草长莺飞的河岸，一所茅椽瓮牖的小屋，说不定就是龙王的宫殿或观音的道场。甚至不可思议的是，一座断桥下，一截残垣前，几尊高不盈尺的神像，也有人虔诚地祭拜。若考之，那里肯定是一所关公庙、弥勒殿、女娲宫之类的遗址。总之，有来历，有讲究。让人觉得，莫说像毁屋坍，即使天塌地陷，神灵也是永恒的。其实，真正永恒的无外乎是人们趋利避害、精神无所寄托、诉求无法满足的心理而已。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些被破坏与被焚毁掉的，其实只是有形的东西，而无形的观念却依然顽固或者说坚强地存在着。毕竟，它有现实的需求。能有神灵保佑，谁说不是一件好事呢？

这个最早建于元末的石佛寺，我想，大约也不例外。

我们迈过门槛，蹑足而入。而我，仿佛有一种走进历史的深处的感觉。

院子不大，殿门外一把破旧的藤椅上坐着一位鹤发庞眉的老人。赵老师介绍说，老人叫赵学孔，八十有五，一直住在这儿。

我忽然觉得，这是一位得道的高人。

这是一片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域外的变迁与他无关，尘世的奔竞与他无关，甚至田间的耕耘也与他无关，他已心如止水。进入他天地的唯有杨柳的绿阴、鸟雀的幽鸣，唯有日月的光影和风雨的吹拂。

“……那个木筏从这过去的时候，因为上面有几尊石佛，引来了好多人站在岸上观看。但谁也没有想到把木筏拦住。可是，第二天木筏又从前面的河汊处绕了回来。”老人仿佛是一位亲历者。

真的是佛意或神旨吗？

赵老师说：“我们村的赵振海——曾经当过小学校长——在五年前临终的时候向身边的人说，以后有人问起石佛寺的事，就告诉他，佛像被砸毁的时候，我在现场。佛像的背后刻有‘狗二元年建’几个字。”

难道赵振海先生至死都相信有人来探访石佛寺吗？听了赵老师的话，我一时觉得我们今天的到来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一个看似与我们没有任何联系的生命，原来在冥冥中与我们有了约定。

赵振海先生想说的话肯定不止这些。至少，他认为，石佛寺是有年代的，不该毁。

“佛像是被一群红卫兵用粗大的绳索拉倒了。因为都是汉白玉的，被砸碎做了公社粉饰外墙的材料。唯一保留下来的就这一尊。”赵学孔老人指着一尊佛像又说。

佛像高约二尺，抹红涂绿。以我的认识，那应该是一尊与佛教无关的神祇。但老人说，当时大殿里供奉的是九尊佛爷，西廊房供奉的是三官爷，东廊房供奉的是关公爷……这一点正像葛剑雄先生说的，中国人的信仰是复杂的，玉帝菩萨，阎罗城隍，雷公电母，河伯龙王，应有尽有。但核心一样：相信因果报应，借此达到于己有利的目的。   

我对此并不想做过多的探讨。我感兴趣的是，石佛寺的修建有着怎样的一个背景，狗二元年的标识隐含着什么样的一段历史。

对“狗二元年”，我与豫皖两省的方志学人此前交换过看法。阜阳巩行远先生说，“狗二元年”字样在安徽省太和县张大庄马谷堆墓砖上也有发现；周口师范学院王剑教授说，狗二，姓苟名仲武，系韩林儿和刘福通部下，二人死后，继续打着“宋”之旗号反元，而后为朱元璋所灭；项城赵海利先生认为，狗二元年为元至正十五年，也即公元1355年。当时，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在亳州称“小明王”，建立政权，国号大宋，年号龙凤。狗二为韩林儿小名；而我县倪胜章先生从网上查到的信息则是这样：狗二，亳州颜集人。因父亲反元，全家被戮，只狗二躲过一劫。四处流浪的他，经常栖身于破庙荒祠之中。遇神见佛，他总不忘为穷苦的百姓祈祷……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实尚有待于考证。但无论如何，它将我们的思绪带入了那个天灾人祸横行、百姓流离失所的元末乱世。

元帝国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他的建立者忽必烈，被誉为是一位气数德度不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大君主。他年轻时就在自己的府邸中聚集了一大批以汉族为主的知识分子，向他们学习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一个叫子聪的僧人向他上书，指出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主张改革弊政，减少徭役，劝农桑，兴学校。

但他的后任却不以为然，以无限的热情，迅速将一个庞大的帝国推向深渊……

元末，统治者面临着一个必须解决又非常棘手的问题是，怎样保障北方的供给。

元北方尤其是京城的供给主要依赖南方。输送的路线有两条，一是漕运，一是海运。因为海盗的猖獗，海运几乎被放弃了。而漕运，因为黄河泛滥，大运河与黄河交汇的地方经常淤塞，也成为一个难题。

帝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朝廷分成了两派。以工部尚书成遵为主的反对者认为，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天灾频仍、哀鸿遍野的现实下，再征发大批的民工疏浚河流，极易激起民变。但最后，以右丞相脱脱和都清运使贾鲁为主的一派占了上风。

反对者往往是清醒的。但在最高权力决定一切的时代，历史的车轮是不以他们的意志而改变方向的。于是，以贾鲁为领导、政府征发十五万人并派兵两万进行镇压的治河工程，在豫皖苏鲁交界一线全面展开了。

贾鲁治河，在“黄河决溢，千里蒙害，浸城郭，飘室庐，坏禾稼”的当时，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为了纪念他，人们将河南山东境内的两条河流都叫做贾鲁河。但贾鲁不明白，正是他的雄心和壮志，给了“大哉乾元”这个外强中干的巨人致命的一击。

此处不妨指出的是，当时的黄河是沿汴梁、徐州、淮安一线夺淮入海的。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的主要地方——今亳州、阜阳——正在其流域之内。而刘福通，这位元末大起义的主要领袖，就是今界首市颍南办事处人。颍南办事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尚属沈丘，从这说，刘福通也是我们的同乡。

刘福通生于一个巨富之家，自幼聪明过人，素怀大志。但他无法像贾鲁那样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就当上了东平路儒学教授。他只在年轻的时候做过朱皋镇（今固始县往流镇朱皋村）巡检。巡检，秩九品，是官职中最低的一级。然而，历史却将他推向了与一位朝廷二品大臣对决的前台。

刘家有白鹿，贾鲁勒索未逞，遂以修河为名，改河道，毁刘宅……我们无法还原历史的细节，然而，正是一些看似寻常的事件往往引发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自然，刘之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大起义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但无论如何，元之灭，贾鲁“功不可没”。

狗二究竟何许人，究竟在波澜壮阔的元末大起义中是什么角色，我们还无从考证。但无疑，他是那个时代社会底层的精神寄托，是穷苦人心中的神祇。

辞别石佛寺，我有些怅然——我仿佛看到了那个蜷缩在破庙一隅的流浪者，也仿佛看到了那个虔诚地将“狗二元年”镌刻在佛像之上的白衣书生。

石佛寺是民间的，是底层的，但也是社会的，是历史的。

从石佛寺向东，不远处即是荒榛一岸的回龙沟。沟外，一片雪白的芦花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招呼了郭智慧君一起去看。等走近了，方知那不是寻常的芦花。它的秸秆像稻子，柔软而细长；穗子状如芦花，但无芦花那种细细的一捋就碎的绒毛，却泛着银子一样的光泽——这更是一般芦花所不具备的。我至今不清楚它是到底什么植物。但当时，那一大片银波翻涌的景象真的让我有些惊异。

我想，这种估计也属于芦苇科的草本植物，大概在元在宋甚至在女娲抟土造人之时就有了吧。“积芦灰以止淫水”，说不定它也为拯救人类做出过贡献。

回龙沟往前走几十步的地方就是八丈沟。像前文所说，八丈沟更有历史，也更有故事。它与两个人物有关，一为邓艾，一为苏轼。在此，我们只说后者。

1070年，也即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的第二年，朝廷派遣一个叫陈世修的官员，沿着陈（今淮阳）、颍（今阜阳）一线考察了三国时期邓艾所开的八丈沟故道。他在上奏中这样描述：“陈州项城县界蔡河东岸有八丈沟，或断或续，迤逦东去，由颍及寿，绵亘三百五十余里……”

当时的项城治所既是今天的沈丘县城，我们面前这条已经几乎干涸的小渠即是当年八丈沟的一段。但是，就是这样一条毫不起眼的所在，在当时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执。

公元1091年8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当时，开封附近水患严重，官吏不究本末，掘陂开渠，导水入惠民河，造成陈州水灾。于是，又有官员奏议开八丈沟，导水从颍入淮。但苏轼经过自己或派人实地勘察后发现，淮之水位高于颍，颍之水位高于八丈沟。于是，他连上三道奏折，申论八丈沟之不可开。由于苏轼的据理力争，一场人为的灾难避免了。

“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苏轼是一个有担当精神的官员，有着爱民如子的仁心和唯实唯真不唯上不唯权的良知。

眼前的八丈沟，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它毕竟记载了一段历史，就像那镌刻在墓砖之上或佛像之后的“狗二元年”几个字，也近乎湮灭，却记载着一段真实的过往，记载着天道和人心的选择。          

2019年11月16日